《道德真經集註雜說》

宋朝时，鹤林彭耜编纂的《道德真经集注杂说》记载了几位高道的事迹。

宋太祖赵匡胤征讨太原时，在镇阳驻扎，听说有位叫苏澄隐的道士，五代时期多次被征召都不出山。太祖在行宫召见了这位八十岁的老道士，询问养生之道。苏澄隐回答说："我的养生方法不过是专注精神、修炼元气罢了。但帝王养生与此不同，老子说过'我无为而治，百姓自然归化；我无欲无求，百姓自然淳朴'。保持无为无欲的心态，凝聚精神于太和之境，就像黄帝、唐尧那样，才能长久统治天下。"太祖很赞同他的见解。

另一位高道张无梦，道号鸿蒙子，字灵隐，崇尚清静虚无，精研《周易》，隐居华山。他与刘海蟾、种放结为方外之交，拜陈抟（希夷先生）为师，深得道家精微要旨。后来隐居天台山时，宋真宗召见他询问长生之道。张无梦说："我只是个山野之人，平时只诵读《老子》和《周易》，不懂其他长生之术。"朝廷要授他著作佐郎官职，他坚决推辞回山，连赏赐的金银布帛都不接受。

还有位碧虚子陈景元，拜张无梦为师，曾撰写《道德经藏室纂微篇》，汇集历代各家注释的精要，并融入师父传授的秘旨。宋神宗熙宁年间，他受召入宫进献此书，获得御笔嘉奖。他还注释了《南华经》（即《庄子》），著有二十多卷《南华经章句音义》，这些著作后来都被收入《道藏》。

根据广川董逌的藏书记载，唐玄宗（即唐元宗）在注解《老子》后，首次将这部经典重新编订为《道德经》。他将论述"道"的内容归为上卷，论述"德"的内容归为下卷，并将这个版本刻在涡口老子庙的石碑上。

唐代道士张道相曾汇集三十家注释编成《道德经集注》七卷。现存可考的有：河上公（汉代隐士）的节略注解、严遵（西汉道家学者）、王弼（魏晋玄学家）、何晏、郭象、钟会、孙登、羊祜、鸠摩罗什（西域高僧）、卢景裕、刘仁会、顾欢、陶弘景（南朝道教宗师）、松灵、裴处思、杜弼、张凭、张嗣臧、玄静、孟安期、孟智周、窦略、宋文明、褚柔、刘进喜、蔡子晃、成玄英（唐代著名道士）、车惠弼等。

查阅新旧《唐书·艺文志》还记载有母丘望之、湘（佚姓）、程韶、王尚、蜀才、袁真、释惠严、惠琳、义盈、梁旷、树钟山、傅奕、杨上善、李允愿、陈嗣古、任真子、冯郭、玄景先生、杨上器、韩杜、梁武帝、梁简文帝、贾大隐、辟闾仁谞、刘仲融、王肃、戴诜、玄宗、卢藏用、邢南和、冯朝隐、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陆德明、陈庭玉、陆希声、吴善经、孙思邈（唐代药王）、李含光等四十家注释。

值得注意的是，张道相原编应为四卷，而董逌所见七卷本可能是后人增补。到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重新校订《道藏》时，这部集注已失传，仅存玄宗注和河上公注两种版本流传至今。

这段文字主要讲述了唐代几位学者对《道德经》的注解和研究情况。

首先提到严遵、陆希声的四家注解以及傅奕所传的古本《道德经》。此外还有李约、李荣、贾清夷等人各自的注释。王顾等人奉唐玄宗之命编撰经书注解，杜光庭又在此基础上作了更详细的解释，这些都是唐代的著作。可惜现在这些书大部分已经失传，十之八九都只留下书名而内容亡佚了。

接着重点介绍了唐代宰相陆希声所著的《道德经传》。他认为老子学说以"道"为根本，以"名"为运用，主张无为而无不为，最终达到最高境界。他批评杨朱、庄子、申不害、韩非、王弼、何晏这六位学者，认为他们要么偏离老子学说太远，要么理解得太过极端，都是老子的"罪人"。

陆希声还将老子与伏羲、周文王、孔子相提并论：伏羲画八卦探究万物本性，老子推究道德本源，二者同源；文王重视《易经》中阳刚变化之道，老子则注重阴柔守静之理，二者相通；孔子以仁义教化百姓，老子以道德化育天下，二者殊途同归。他认为这三位都是至圣，而老子能融会贯通，探究精微，堪称"至神"。

最后提到唐代兵部侍郎李约（李勉之子）的《道德经注》。他认为世人把《道德经》当作神仙虚妄之言是误解，实际上儒家的六经才是黄老之学的分支。这个观点与当时主流看法不同。

唐太宗曾问傅奕："佛教玄妙高深，为何唯独你不信？"傅奕回答："佛教本是西域胡人中的狡黠者所创，传入中原后，不过是套用老子、庄子的玄妙言论加以粉饰。对百姓无益，对国家有害。"太宗深以为然，临终前告诫儿子："要研习老子《道德经》和周公、孔子的六经，这些才是正道。胡人邪说迷惑世人，你们切莫效仿。"

唐宪宗询问宰相李藩是否相信神仙之事，李藩答道："神仙之说源自道家，道家以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为根本。老子本意与经典相符，但后世好事者假托老子之名编造神仙传说，秦始皇、汉武帝都因此受骗却一无所获。"宪宗十分赞同这番见解。

隐士仲长子光（字不曜）在隋朝开皇末年隐居河渚，地方官员拜访时他装哑巴。有人请教道法，他就写下"老易"二字（指《老子》和《易经》）。学者文中子将他比作古代贤人虞仲、夷逸。

隐士王绩（号东皋子）的兄长王通是隋末大儒。王绩在河渚有田地，因仰慕仲长子光的真性情，特地将住所迁至其附近。他常把《周易》《老子》《庄子》放在床头，很少阅读其他书籍。

隐士卢鸿一（字颢然）隐居嵩山，唐玄宗开元六年召见他到洛阳。他拒绝行跪拜礼，宰相派人询问原因，他回答："老子说过'礼是忠信淡薄的表现'，不足为凭。我卢鸿一愿以忠信之心面见天子。"

道士司马承祯（号贞一先生，字子微）隐居天台山不出。唐睿宗派其兄司马承褘请他出山，入宫后问他修持方法，他答道："修道要日日减损欲望，减损再减损，直至无为境界。"

这段文字主要讲述了古代几位重要人物对《道德经》的理解和应用。文中提到，人的心识和感官认知会不断消耗精力，更不用说去钻研那些偏离正道的学说来增加思虑了。皇帝问：修身可以这样，治国又该如何？回答是：治国如同修身，要让心境保持淡泊，气息与自然融为一体，顺应万物本性而不存私心，这样天下自然大治。皇帝感叹这是广成子（传说中的仙人）的智慧。

唐玄宗开元年间，曾召人进京，并在王屋山建造道观居住。皇帝命令用三种字体书写《老子》，校订经文内容（据《新唐书》记载共确定5380字作为标准版本）。吴筠先生本是山东儒生，后入嵩山修道，又游历天台山。玄宗召见他询问道法，他回答说最精妙的道法就是《老子》五千言，其他都是浪费纸张的枝节言论。当皇帝问及炼丹修仙之法时，他表示这是隐士长期修炼的事，不适合君主关注。

班固记载老子的学说有邻氏、傅氏、徐氏、刘向等各家注解，但这些著作早已失传。现在流传的《道德经》版本，有的分为上下两篇，有的分八十一章（如河上公版本：上篇37章取法奇数天象，下篇44章取法偶数地象），有的分七十二章（如严遵版本：上40章下32章）。由于底本不同，解释也各异，现在已经很难考证原本面貌了。

汉代桓谭曾说过，老子（老聃）当年写了两篇关于"虚无"的文章，后世喜欢的人认为比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还要高明。从汉文帝、景帝到司马迁都持这种看法（记载在《杨雄传》中）。

阮籍在《通老论》中写道：道就是效法自然来化育万物。侯王如果能守住这个道理，万物就会自然化育。《易经》称之为"太极"，《春秋》称之为"元"，老子则称之为"道"（见于《太平御览》记载）。

王弼注解《道德经》时，对"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和"民之饥"这两章产生怀疑，认为可能不是老子本人所作。

何晏注解《老子》还没完成时，看到王弼讲解《老子》的见解，发现自己很多地方理解不够，就不再继续注解，转而写了《道德论》。另有一种说法是：何晏（字平叔）刚完成《老子》注解，去拜访王弼（字辅嗣），看到王弼的注解精妙绝伦，就佩服地说："这样的人才能讨论天道人事的关系啊！"于是把自己的注解改写成《道德二论》。《文章叙录》记载：当时儒家学者认为老子不是圣人，主张废弃礼教学问，何晏却认为老子与孔子思想相通，并写了相关论著流传于世（见于《世说新语》及注文）。

阮咸的儿子阮瞻去见司徒王戎，王戎问他："儒家重视名教，老庄主张自然，两者的宗旨是相同还是不同？"阮瞻回答："恐怕是相同的。"王戎感叹良久，立即征召他做官，当时人称"三语掾"（见于《晋书》本传，《世说新语》记载此事主角是阮修）。

陆德明（字元朗）被补授为太学博士。唐高祖举行释奠礼时，召博士徐文远讲《孝经》，僧人惠乘讲《般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陆德明对这三人分别提出质疑，都能根据各自学说的宗旨进行辩驳，使众人折服。皇帝大喜说："这三人确实善辩，但德明一出手就让他们无法应对，真是贤才啊！"（见于《新唐书》《旧唐书》的儒林传）

唐玄宗开元初年，下诏命中书令张说推荐精通《易经》《老子》《庄子》的学者。集贤院直学士侯行果推荐了会稽人康子元和平阳人敬会真给张说，张说上奏后，二人都获得侍读职位，不久又兼任其他职务。

集贤院的侍讲学士开始与道士果会真以及长乐人冯朝隐一同进宫讲学。冯朝隐擅长解读老子、庄子著作中的深奥义理，果会真也精通老子学说，每次开讲前都要焚香沐浴以示恭敬（这段记载见于《新唐书·儒学传》）。

张荐明年轻时以儒学在黄河以北地区游学，后来出家为道士，精通老子、庄周的思想。后晋高祖召见他时问道："道家学说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吗？"他回答说："所谓'道'，是形容万物奥妙的最高真理。真正领悟道之极致的人，即使安居家中也能治理天下。"高祖很欣赏这番话，请他入内殿讲解《道德经》，并拜他为师，赐号"通玄先生"，后来此人不知所终（这段记载见于《五代史·一行传》）。

宋太宗听说汴河漕运的士兵中有私下做买卖的，就对大臣们说："贪腐之门就像老鼠洞，怎么可能完全堵住？只要除去特别过分的就行了。那些撑船的工人们偶尔做些小买卖，只要不影响公务，不必深究。只要保证官府物资运输不受损失就够了。"吕蒙正接着说："水太清澈就没有鱼，人过于明察就难有追随者。小人的虚伪伎俩，君子难道不知道吗？若能以大度包容，反而能成就万事。当年曹参不干涉监狱和市场的事务，就是因为这些地方善恶并存。若追究太严，奸邪反而无处容身，不如顺其自然。"太宗感叹道："这番话正符合黄老之道的精髓。"（这段记载见于《国朝事实》）

了斋先生陈陈瓘（谥号忠肃）曾写过二十多篇文章，总称《昭语》。他在序言中提到：玉清昭应宫使王曾曾奉命校对三馆收藏的道教经典，向皇帝进言说这些书籍都不如老子五千言的《道德经》那样清净简约。张知白听后对皇帝说："陛下关注这些思想，正是领悟了治国'无为而治'的要领。我读先帝训示时注意到，汉文帝、汉景帝和唐太宗，正是孔子所说'我找不出缺点'的明君。"陈瓘通过考察这三位君主的施政，发现汉文帝的治国方略源自老子学说，而宋仁宗的政令也多与汉文帝相似。于是摘录相关论述十余篇编成此书。

汉文帝刚即位时，先封赏平定诸吕之乱的周勃、陈平，后封赏拥立自己的宋昌，这是把对国家有功的人放在前面，把对自己有恩的人放在后面。这就是老子说的"把自己放在后面，反而能领先"的道理。

汉文帝每次上朝时，遇到郎官上书进言，一定会停下车驾听取。建议不可行的就搁置，可行的就采纳，而且无论建议是否被采纳，他都会称赞进言者。这就是老子说的"对善良的人我善待，对不善良的人我也善待，这样就能感化众人向善"的智慧。

有次汉文帝去上林苑虎圈视察，管理虎圈的小吏对答如流，文帝想破格提拔他。但廷尉张释之劝谏说："像周勃、张相如这样被陛下称为忠厚长者的大臣，汇报事情反而言辞朴实。秦朝就是因为重用能言善辩的文书小吏，导致官员们争相耍嘴皮子，最终政务虚浮、弊端丛生而亡国。如果因为小吏能说会道就破格提拔，恐怕天下人都会效仿这种虚浮风气。"文帝听后恍然大悟，取消了提拔。这正印证了老子"真正有智慧的人不夸夸其谈，爱说话的人往往没有真知灼见"、"善辩的人不善良，善良的人不争辩"、"话说得太多反而容易理屈词穷，不如保持适中"的道理。

汉文帝还下诏说："朝廷设立诽谤木（古代供百姓书写意见的木柱），本意是畅通言路、听取谏言。现在法律却设有诽谤罪和妖言罪，这会让大臣们不敢畅所欲言，君主也就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了。"于是废除了这些罪名。后来贾谊上书时甚至直接提及皇帝祖先的名讳，文帝不但不怪罪反而嘉奖采纳。正因为有这样开明的言论环境，百姓才能富足安乐。正如老子所说："天下的禁令忌讳越多，百姓就越贫穷。"

汉文帝为了安抚南越王赵佗（尉它），特意派人守护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坟，设立专门的守墓人，每年按时祭祀。他还召见赵佗的兄弟，授予高官厚禄以示恩宠。赵佗因此下令南越全国奉行汉朝诏令，取消帝号不敢再称帝。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想要收敛它，必先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必先加强它"的道理。

吴王刘濞假装生病不上朝，文帝反而赐给他几杖（老人用的手杖和坐具），对受贿的张武等人不仅不惩罚还加赏赐，让他们内心羞愧。袁盎劝阻慎夫人与文帝同坐上位，文帝转怒为喜重赏袁盎，这正是《老子》说的"不自以为是才能明辨事理""能战胜自我才是真正的强大"，所以文帝的德行彰显而国家强盛。

文帝采纳贾谊的谏言，以礼节制臣下，不侮辱大臣，使得朝廷威严更高而统治根基更稳固。《易经》说"尊贵者能谦卑待下就能得民心"，这与《老子》"贵以贱为根本，高以下为基础"是相通的。我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后，最善于治国的莫过于汉文帝，他的治国之术源自老子思想。虽然老子与孔子思想形式不同但根本一致，汉朝虽不如周朝完美但也有可取之处。

宋仁宗在皇祐四年对大臣说："我即位以来任命过很多参知政事，其中忠诚纯正值得记载的只有蔡齐、鲁宗道、薛奎三人。宰相王曾、张知白都忠诚谨慎，虽有小过失但无大错。李迪朴实忠诚，只是说话太轻率。"庞籍回应说："人才难得自古如此。"仁宗又说："我记大节不记小过。"考察王曾、张知白之所以受仁宗器重，正是因为他们以清静无为的治国之道，实现了老子所说的无为而化。

这段文字记载了几位宋代皇帝运用道家思想治理国家的实例。宋仁宗时期，审刑院高效处理案件，仁宗高兴地说："天下如此广大，却能这样快速断案，可见诉讼案件很少，官员们也没有拖延。"于是下诏奖励法官，并让史官记录此事。

作者提到元丰年间，开封府监狱空无一人，宋神宗非常高兴，提拔知府王安礼为右丞，连小吏都获得赏赐。从此各级官员都以监狱空闲为荣。仁宗通过减少诉讼来奖励法官，神宗则通过监狱空闲来提拔官员，两者都体现了仁政爱民的思想。

接着引用老子的话："如果百姓不畏惧死亡，用死亡来恐吓他们又有什么用呢？如果百姓都畏惧死亡，那些作乱的人我抓来处死，谁还敢作乱？"宋代祖宗们不靠刑罚威慑百姓，正是领悟了老子的深意。

讲到《诗经》中"谁能烹鱼"的典故时，皇上说："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与此类似。"侍读丁度补充道："煮鱼太频繁会弄碎鱼肉，治理百姓太繁琐会离散民心。"作者感叹，若非圣学深厚，怎能领会古人求治的本意。

最后总结说：古代圣君在开创基业或改革弊政时难免操劳，但仁宗以清静无为之道守成四十二年，始终如一，正是实践了"烹小鲜"的道理。汉代文帝的治国之术源于老子，而仁宗的治理方式很像汉文帝。神宗曾说对汉文帝的治国"无间然"(没有异议)，可见他继承先贤的用意。

文末提到韩绛说林献可派儿子送信给他，信中多有批评朝政之语。这段文字通过具体事例，展现了道家"清静无为""治大国若烹小鲜"等思想在宋代政治中的实际运用。

大臣犯了错我不敢上报，皇帝说"我不想追究这事"，是担心开了告密的风气。你可以拿回去烧掉。这让我想起老子的话：世俗之人都精明算计，唯独我糊里糊涂；世人都明察秋毫，唯独我浑浑噩噩。老子还说：政令宽松，百姓就淳朴；政令严苛，百姓就狡诈。韩绛曾向皇帝进献谏言，把是非对错说得太明白，仁宗皇帝怕引发互相攻讦的风气，拒绝接受。圣人的思虑真是深远啊，看似糊涂不明，实则大智若愚，这正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百姓因此能保持淳朴本性。

并州通判司马光上书建议从皇族中选人作储君。唐朝中期以后，君主都忌讳谈立嗣，认为不吉利。所以士大夫们对国家安危的根本问题都不敢直言。司马光作为疏远的臣子，却能直言不讳。仁宗年事已高，听到这种话也不避讳。老子说"承担国家的灾祸，才能成为天下君王"，仁宗做到了；又说"忠言逆耳"，司马光做到了。

陈忠肃公（陈瓘）评论道：老子说"天下是神圣之物，不能强行改变，强求者必败"，又说"治理大国就像烹小鱼"——烹鱼不需要过多翻动，只要控制好火候就行。舜帝无为而治，不正是这个道理吗？汉武帝罢黜黄老学说改用儒术，表面讲仁义，实际效果却和秦始皇差不多。那时候天下没有一天安宁，人们怀念文景之治却不可复得。如此看来，黄老之学对天下有什么不好呢？疏广对侄子疏受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官至高位就该急流勇退，于是叔侄双双称病辞官。后世称赞他们的贤明，其实这种适可而止的智慧源自老子思想。

（这段记载见于《了斋集》）

欧阳修（文忠公）说：前后相随、长短相形这些道理，推广到万物运行的规律都是相通的。虽然老子的著作看起来像是讲虚无缥缈的道理，但对于治理百姓的方法却极为精妙。

他又说：道家这一学派，根本在于清静虚无，去除强求与贪欲，淡泊自守。所以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即便是圣人用最正统的南面治国之道（古代帝王面南而治的统治方式），也不能改变这个道理。

苏辙（颖滨先生，谥文定）在整理父亲遗稿时记载：得到侄子苏迈等人编录的先父手稿，其中提到"昨日收到子由（苏辙字）寄来的《老子新解》，读得手不释卷，不禁感叹：如果战国时期就有这样的解读，孔子和老子的学说就能合为一体；如果晋宋时期有这样的见解，佛教和道教就不会分裂。没想到晚年能见到如此精妙的阐释，这才明白此书正合子瞻（苏轼字）的心意"。

苏辙进一步阐释：孔子用仁义礼乐来治理天下，老子却主张彻底抛弃这些。有人觉得二者截然不同，但《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深谋远虑，所以向世人展示具体的"器"（礼法制度），而隐藏深奥的"道"，让中等资质以下的人能守住具体规范不被玄理迷惑，至少能成为君子；中等资质以上的人自然能由此领悟更高道理。老子则不同，他志在阐明大道，急于开启人心，所以直接展示"道"而轻视具体的"器"，认为学者若只知拘泥形式，大道反而会被遮蔽。因此要"绝仁弃义"来彰显大道——两位圣人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侧重于此就必然忽略于彼。

苏辙还指出：韩非虽然阐释老子思想，却用刑名法术游说诸侯；李斯师从荀卿（即荀子）...

这段文字汇集了多位学者对老子学说的讨论，主要围绕三个核心观点展开：

首先，作者指出秦朝焚书坑儒的暴政虽然表面上尊奉圣人之学，实际行为却连乡野百姓都不忍为之。这并非圣人之学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理解偏差导致千里之谬。就像老子和荀子的学说虽有不足，但不会导致天下大乱，问题出在后人学习时的片面理解。

宋代学者陆陶山（农师）感慨说，自秦朝以后，人们对生命本真的探讨逐渐消失，道德体系分裂已久。许多学者不幸被片面狭隘的注释所蒙蔽，丧失了探究生命本质的能力，忘记了古人思想的精髓。他认为《道德经》中关尹子向老子请教的对话，包含着精微奥妙的道理，可以破除这些蒙蔽。为此他特意为《道德经》作注，试图还原其本意。

延平先生罗从彦（字仲素）提到，孔子对老子的著作既不赞扬也不批评。因为过度赞扬可能让人沉迷于"和光同尘"（与世俗混同）的说法而失去约束，但老子"清静为天下正"的主张又确实值得肯定。所以孔子只是谨慎地说自己"窃比于我老彭"。

最后有人请教龟山先生杨时（谥文靖）关于"老彭"的解释。当时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老彭"指老子和彭祖两个人，另一种认为单指彭祖一人。这段讨论反映了宋代学者对老子学说传承的细致考辨。

老子（即道家创始人老子）以自然之道为根本宗旨，说他不刻意创作是可以理解的。龟山先生（宋代学者杨时）说过：只有完全去除私心杂念，才能真正应对世事。老子也说过：公正无私才能成为真正的王者。

荣阳吕公（吕希哲）曾将"治人事天莫若啬"（治理人事、奉行天道没有比节俭更重要的）这句格言写成大字挂在座右。修行之人把这句话视为养生要诀，但其实它不仅是养生之道——凡事谨慎节制、保持余裕，无论是修身齐家还是治国安邦，都离不开这个原则。

王子韶（字圣美）曾说：庄子的境界达不到列子的高度，列子又达不到老子的高度。吕希哲回应道：如果连庄子都不能理解列子，那还有谁能理解列子？如果列子都不能理解老子，那还有谁能理解老子？所以最懂列子的是庄子，最懂老子的是列子。

司马光（温公）在给王安石（介甫）的信中提到：当年与你交游时，发现你博览群书，尤其推崇孟子和老子的学说。如今你身居高位推行新政，理应优先实践其中精华部分。孟子强调"只需讲仁义，何必谈利益"，又批评"作为百姓父母官，却让子民整年劳苦仍无法奉养父母，甚至被迫借债度日，这算什么父母官？"现在你执政的首要举措...

这段内容主要批评了北宋王安石变法中的经济政策，同时引用了老子和司马光的观点来阐述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当时朝廷设立了条例司专门研究财政税收，又派薛向在江淮地区推行均输法（政府垄断商品买卖的制度），试图完全剥夺商人的利润。还派遣使者在全国发放青苗钱（政府贷款）收取利息，导致百姓生活困苦，父子兄弟离散。作者质问：这难道是孟子提倡的仁政吗？

老子说过：天下是神圣的存在，不能强行干预。强行作为就会失败，强行掌控就会失去。他又说：统治者不妄为，百姓自然归化；统治者好清静，百姓自然端正；统治者不扰民，百姓自然富足；统治者无贪欲，百姓自然淳朴。治理大国就像烹小鱼（不能频繁翻动），现在王安石执政却彻底改变祖宗旧法，前后颠倒、上下错位，日夜不停地折腾，使全国上下无人能按常规生活，这难道是老子的本意吗？

司马光（号迂叟）在《迂书》中专门讨论过老子和佛教思想。他认为佛教可取之处在于"空"，道家可取之处在于"无为自然"。有人以为学黄老之术就要心如死灰、形如槁木才算无为，司马光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主张：修养心性要端正，保持身体要清静，进退要合宜，得失听天命，坚守正道靠自己，成功与否看天意——这样才是真正的自然无为。

最后还提到唐代李德裕（封卫国公）曾劝谏唐敬宗不要大肆寻访道士，认为真正的高道应该像广成子（黄帝时代的仙人）那样超然物外。

老子（玄元）和孔子这样的圣人中，最了不起的要数轩辕黄帝。当年黄帝向广成子（传说中的仙人）请教修身养性的要诀，广成子告诉他：不要过度用眼睛看、用耳朵听，保持精神内守、心境宁静，身体自然就会端正，心神自然就会清明。不要让身体过度劳累，不要动摇精气神，这样才能长生。还说：领悟我道法的人，在上能成为圣君，在下能成为贤王。老子对孔子说：你要去除骄傲之气、过多的欲望、贪恋美色之心和过大的志向，这些都对你有害无益。我告诫你的就是这些道理。所以黄帝后来发出"天道难测"的感叹，孔子也有"老子如龙般深不可测"的感慨。前代圣人对大道的理解，难道不是到了极致吗？如果让广成子和老子同时现身来向陛下讲道，依我看来，道理也不会超出这些范围。

白居易（香山居士）说：要想使民风俭朴、社会清平，最好的办法就是践行黄帝、老子的道家思想。这种思想的核心在于崇尚宽容、节俭，保持质朴本性，不炫耀聪明才智，不滥用智谋机巧。善于运用这种思想的人，无论是治理一个县城、一个郡国，还是整个天下，都能实现清静无为的治理效果。过去宓子贱（孔子弟子）领悟这个道理，不用下堂就使单父县的百姓得到教化；汲黯（汉代名臣）掌握这个要诀，不用出门就能使东海郡政通人和；曹参（汉代丞相）运用这个方法，不干涉狱讼和市场，就使齐国太平安定；汉文帝奉行这个原则，不用严刑峻法就使天下大治。这没有别的原因，都是清静无为带来的效果啊。

苏轼奉皇帝之命撰写《上清储祥宫碑》时提到：道家这一学派，源头可以追溯到黄帝和老子。他们的核心理念是以清静无为为根本宗旨，以虚怀若谷、顺应万物为实践方法，以慈悲、俭朴、不争为行为准则。这些思想与《易经》中"何思何虑"、《论语》中"仁者静寿"的说法相契合。

从秦汉时期开始，方士（修炼方术之人）的言论逐渐融入道家，出现了飞升成仙、变化形态的法术，以及《黄庭经》《大洞经》等修炼法门。还产生了太上天尊、木公（东王公）、金母（西王母）等神祇名号，以及天皇、太乙、紫微、北极等祭祀对象。后来连丹药炼制、符咒小术也都归入道家范畴。

苏轼认为，黄帝老子的思想才是道家根本，而方士之说只是细枝末节。他在《盖公堂记》中还提到：汉朝丞相曹参在治理齐国时，采纳胶西盖公传授的黄老治国之术，使齐国大治。后来曹参用同样方法治理天下，也取得卓越政绩。苏轼在胶西任职时，曾寻找盖公的墓地和后人未果，不禁感慨这位能让曹参拜师的高人，史书竟未记载其最终结局，或许正是得道不死的至人。

眉山学者唐庚（字子西）反驳世人质疑老子西行的说法：老子主张慈、俭、不为天下先，持此大道周游世间，有什么地方不能容纳？认为老子有所取舍的看法是错误的。正因为他无处不可容身，即使在蛮夷之地也能畅行无阻，这才是老子的境界。

张耒在《老子义》中指出：人的生命若不被床褥间的疾病、饮食中的毒害、医药的失误所伤，本可活到百岁。

这段文字主要讲了两层意思：一是关于刑罚威慑力的思考，二是关于道家修身养性的要诀。

先说刑罚的问题。文中指出，即便用死刑来惩罚盗贼，犯罪的人还是超过半数，这说明人们其实并不真正畏惧死亡。那些想用死亡来威慑百姓的统治者，这种做法是很糊涂的。如果百姓真的怕死，那么把那些带头作乱的人抓来处死，其他人就不敢再犯了。但现实中刑罚一直存在，作乱的人却从未停止，可见死亡并不能真正震慑人心。文中打了个比方：万物终有消亡之时，这本是自然规律（司杀者指自然规律），如果统治者硬要代替自然来执行杀戮，就像代替木匠砍木头，很容易伤到自己手。

第二部分讲修身养性。固始山人张坚传授的要诀是：大道其实很简单，关键在于守住本心。守住本心的方法就是专注守一（指专注于道的本源），当静到极致时，就能与天地相通，真元之气自然降临。这不是靠思考能明白、用语言能说尽的，只有真正体会的人才能知晓。当真气降临，百病消除，自然能长寿。老子说"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意思是让心境空明，丹田充实，意志柔韧，筋骨强健。智者领悟这个道理就修"止观"（佛教修行方法），司马子微（唐代道士）领悟了就修"坐忘"（道家静坐忘我的功夫），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这些都是古代真人修身的关键，可惜现在的人忽视了这些，反而折磨自己的身体，徒劳地妄想成仙。

这段话讲的是修道之人应当顺应自然之理，不要刻意追求怪异之事或服用金石丹药（指道教外丹术），那样反而会远离真正的道。

王无咎（字补之）曾注解《老子》第四章，其中提到：圣人以"无为"的态度处事，用"不言"的方式教化。他们不刻意作为或说教，只是顺应万物本性的自然规律。万物兴起时，圣人随之兴起而不推辞；万物生长时，圣人随之生长而不占有；万物作为时，圣人随之作为而不自恃；万物成就时，圣人随之成就而不居功。因为这一切都是顺应自然规律，随着事物发展、时机变化而自然发生的，并非刻意为之。所以圣人何必推辞、占有、自恃或居功呢？《老子》说"万物并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正是这个道理。

接着解释为什么老子特别反对多言：因为老子所阐明的是"道"，而道本身是不言的。之所以还要说话，是不得已而为之。正因为道本无言，所以说得少的人离道较近，说得多的人反而离道更远。

最后引用秦观（号淮海）的话：班固在《汉书》中评价司马迁，说他的是非观与圣人相悖，谈论大道时把黄帝、老子的学说放在六经之前。

这段文字讨论了几位历史人物与道家思想的关系。司马迁（迁）虽然学识渊博，但作者认为他并非随意评价，而是真正有所见解。孟子说"仁就是人，合起来说道就是道"，杨子（杨朱）也说道是用来引导的，德是用来获得的，仁是用来待人的，义是用来适宜的，礼是用来体现的，这些都是天道。合起来就是完整的道，分开就散失了。道德包含了仁义礼的全部，而仁义礼只是道德的一部分。

黄老之学（黄帝、老子的学说）重视整体合一，轻视分散割裂，所以以道为根本。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教化对整体说得简略，对分散部分讲得详细，所以以仁义礼为实用。司马迁谈论大道时，把黄老放在六经之前，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作者又评价崔浩，史书上说他自比张良（字子房），但作者认为崔浩连荀子、贾谊都比不上，怎敢与张良相比？张良精通修身养性之道，用余力治理天下，功成身退，属于道家流派。他观察天文、洞察时势变化来辅佐人事，明白表象却不懂根本，属于阴阳家流派。张良最初在下邳游历，从桥上老人那里得到兵书，最终表示要放弃人间俗事追随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可见他的学问出自道家。

崔浩精通术数（占卜预测之术），谈论火星入秦、彗星灭晋等异象，以及后宫出现兔子、姚兴献女等怪事，后来却贬斥庄子、老子，认为这些是虚妄之言，可见他的学问只出自阴阳家，这与张良完全不同。

最后引用田锡的《尺木赞序》说：龙的兴起需要借助树木，君主的崛起需要人才作为阶梯。世上还有没有地位的圣人和隐藏才华的贤者，他们以名声事迹相互参证，以才能相互辅助。像左丘明（邱明）这样的才华，不就是孔子（仲尼）的"尺木"（辅助工具）吗？所以能阐发《春秋》来传播教化。尹喜（老子出关时遇到的关令）这样的贤者，不就是老子（老聃）的"尺木"吗？所以能探讨道德来传之后世。

范仲淹（谥号忠文）在《蜀公集》中说，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上下两篇，阐述了宇宙形成前阴阳交感的奥秘，文字虽然简练但道理完备。

晁补之（谥号文元）指出，自古以来很多贤人都喜欢研读老子和庄子的著作，因为其中"无为而治"的思想蕴含着最高境界的美和快乐。他还提到老子说的"缤纷色彩使人眼盲，嘈杂音乐使人耳聋，丰盛美食使人味觉迟钝"这段话，认为虽然圣人的说法看似偏激，但劝人向善的用心极为深切。人若能不沉迷声色享受，不贪图口腹之欲，即使不求收获也必定不会有过失（出自《昭德新编》）。

晁补之进一步解释说，老子讲的"明白永恒规律就是智慧"，世俗人只知道昼夜交替是常态，而修行之人把生死看作昼夜，明白生死也是自然规律，所以心境坦荡，面对死亡毫无恐惧（出自《耄智余书》）。

李觏（字泰伯）引用韩愈的话说：道家声称孔子是我们老师的弟子，佛家也说孔子是我们老师的弟子。但研究孔子学说的人，轻信这些传言，贬低自己祖师。佛家学说暂且不论，曾子问礼于老子的记载见于《史记·老子列传》，但史书未必完全可信。《礼记》作为经典，其中难道就没有谬误吗？（出自《退居类稿》）

晁说之（号景迂生）认为，自伏羲、文王、周公阐释《易经》之后，只有老子真正掌握了《易经》变通屈伸的精髓，懂得柔弱的可贵和虚静的重要，勉力用文字把这些道理记录下来，幸好这部经典得以流传。他还称赞王弼注解的《老子道德经注》，认为真正领悟了老子思想，属于严君平《老子指归》这一流派。其中关于仁义礼制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依靠"道"来运用的论述，以及天地万物各得其所的思想，不仅对理解老子有贡献，对所有学者都有启发。

这段内容汇集了不同学者对《道德经》的注解和讨论。首先提到王弼（魏晋时期著名玄学家）对"兵者不祥之器"这句话的理解，认为战胜后要以丧礼来处理战事。但作者指出这并非老子原话，而是源自河上公（汉代注《老子》的隐士）的注解，古本《老子》中并没有这句话，多亏唐代学者傅奕能够辨别真伪。

李昭玘（宋代学者）评论说，鬼谷子和韩非子的著作虽然推究道德本源，接近玄妙要旨，但这两人其实并不真正理解老子思想，他们的言论只是碰巧说中了一些道理而已。

毕仲游（宋代官员）则引述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的观点，认为礼是道德的虚华表象，反而是祸乱的开端。他提出礼虽然次于仁义，但仍在道德之下。后人不能用礼来治理天下，转而依靠法律，而法律又比礼更低一等，处在仁义之下。这里讨论的是老子对道德沦丧过程的描述：从纯朴的"道"逐渐退化到需要用外在规范（礼法）来约束人性的状态。

眉山苏籕是文定公（苏辙）的孙子，他记录了祖父的遗言。苏辙曾为苏籕讲解《老子》数篇，评价说："老子的思想境界比孟子高出两三个等级。"又说："论述最高真理的著作，没有比这五千字的《道德经》更好的了。"晚年作诗自述："近来完成了八十一章注释，算是老聃门下的学生。"可见他晚年对《道德经》的领悟更加精妙，常人难以测度。

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二月，皇帝巡幸亳州老君庙，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天宝二年（743年）正月，又加封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尊其父为"先天太上皇"，母亲益寿氏为"先天太后"。天宝十四年（755年）十月，玄宗将自己注释的《老子》和义疏颁布天下。天宝年间还加封《道德经》为"玄通道德经"，但这个称号后世并不常用。

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八月，下诏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次年正月，真宗从东京出发，亲临真源县太清宫，命宰相王旦奉上册宝，举行隆重朝谒仪式。

景德二年（1005年）二月，国子监直讲孙奭上奏说：诸子百家中，以老子、庄子的著作最为重要。他们的学说主张清静虚无以修养身心，谦卑柔弱以持守本性，逍遥无为却又能够济世利民，这些都是帝王治国的重要方法。因此历代儒者都将其与儒家经典并列研究。唐代陆德明编撰《经典释文》三十卷，其中《老子释文》占三卷。现在各经及《老子释文》共二十七卷都已刻印颁行，唯独缺少《庄子释文》三卷。

这段文字记载了两则历史典故，都与《道德经》的治国思想相关：

第一件事发生在宋朝天禧三年（1019年），当时有官员报告在乾祐山发现"天书"。兖州知州孙奭上书劝谏，举了唐玄宗的例子：当年唐玄宗得到所谓的《灵宝上清护国经》和宝券，其实都是王鉷、田同秀等人伪造的。孙奭指出，如果真是老君（太上老君，道教最高神）降世传话，自然不会有假。但唐朝后来发生安史之乱，两京沦陷，哪里算得上天下太平？唐玄宗虽然最终回到长安，却被李辅国胁迫迁宫，最后饿死，又哪来的"圣寿无疆、长生久视"？这说明唐玄宗迷信旁门左道，导致朝政混乱、民心离散，灾祸突然降临。孙奭劝皇帝要以唐玄宗的教训为鉴。

第二件事发生在方腊在浙西起义时，震动京城。中书舍人程振对宰相王黼说，应该趁这个机会指出朝廷弊政，进行改革以顺应民心。王黼听了不高兴。当时程振兼任太子舍人，太子问他看法，程振引用典故：周公写《鸱鸮》诗，孔子认为这体现了治国之道，诗中说的不过是趁天还没下雨，赶紧修补门窗。老子也说过"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这说明老子和孔子的治国思想是相通的。现在不在太平时期巩固根本，却只顾眼前功利，这不符合圣人的本意。

这两则故事都体现了道家"防患于未然"的政治智慧，强调在太平时期就要未雨绸缪，而不是等到动乱发生才临时补救。

李纲（谥号忠定公）在宋徽宗政和六年担任比部员外郎时，曾上奏请求皇帝允许他注解《易经》。他在奏章中说：陛下天赋聪慧，又勤修圣学，能深刻领悟天地奥妙。在日理万机之余，还亲自注解《老子》《庄子》，用高妙的文辞阐发其中精微的义理，使道德性命的学说得以彰显。《易经》主张无思无为、寂然感应，这与老庄思想本质相通。恳请陛下继续阐释这些经典，以揭示天地奥秘。

李纲还为李公麟（字伯时）所画《老子出关图》题诗：老子所说的"常无"境界（指道体虚无的状态）是玄妙之门，当年关尹（函谷关守将尹喜）为何殷勤相邀？只见青牛西去消失在沙漠，紫气东来显祥瑞。大道的妙用如同车轮三十辐条（比喻道体虚无而作用无穷），真谛尽在五千言《道德经》中。可惜世人不懂慈俭为本，只妄想踏云长生。

理学家程颐（人称伊川先生）评价：道家学说没什么可批评的，倒是佛教理论过于繁复迷惑人。庄子描述道体的语句很精妙，老子《道德经》中"谷神不死"（第六章讲玄牝永存）那章写得最好。

学者胡安国（谥文定）认为：《道德经》里"我无为而民自化""清静为天下正""我有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等主张，都是极高明的见解。

谢逸在《寿亭记》中写道：孔子说仁者长寿，老子讲肉身虽死精神不灭才是真长寿，佛家说有无量寿——三位圣人的说法虽不同，本质却一致。因为仁者能完全发挥本性，精神就能永恒不灭。常人只看见毛发归于土、体液化为水、体温散作火、呼吸变成风（佛教四大元素说），就以为人真的死了；其实真性永远湛然长存。

邹浩（道乡邹忠公）解释说，"玄牝之门"在人体对应的是鼻子。鼻子是呼吸的通道，气息从这里出入。所谓"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就是指深长的呼吸状态。就像孙叔敖那样呼吸平和自然。庄子说过：得道之人的呼吸能直达脚后跟，而普通人呼吸只到喉咙。那些屈服于欲望的人，说话时喉咙会发出杂音，欲望越深重，天生的灵性就越浅薄。《素问》也讲：没有呼吸就没有生命成长，没有气机升降就没有生命活动。升降出入这四种运动形式存在于一切生命体中，懂得这个道理才能明白"谷神不死"的奥秘。又说：心境虚静时丹田自然充实，意志柔韧时筋骨自然强健。

邵雍（康节先生）认为：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这些历史阶段，体现了《易经》的不同形态。三皇时代虽然治理理念相同但教化方式各异。用"道"来教化百姓，百姓也会以"道"来回应，这就是崇尚自然。所谓自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刻意强求；不是一无所有，而是不执着占有。三皇时期就达到了这种广博包容的境界。所以《道德经》说：我无为而百姓自然归化，我不生事而百姓自然富足，我喜好清静而百姓自然端正，我没有贪欲而百姓自然淳朴。

邵伯温记载：康节先生认为老子深谙《易经》的本质，孟子则精通《易经》的运用。他评价王通（文中子）把佛陀称为西方圣人的说法并不过分。

苏轼在《上清宫碑》中写道：道家思想源自黄帝、老子，其核心要义在于清静无为。

老子认为，修道的关键在于以虚静澄明的心境应对外界（虚明应物），以慈悲、俭朴、不争作为行为准则。这与《周易》中"何思何虑"（不必过度思虑）的境界相通，也符合《论语》中"仁者静"的修身长寿之道。谢显道曾亲耳听程颐（程伊川）诵读这几句话，认为这是古今对"仁"最精妙的阐释。

郑侠（西塘先生）这样理解老子的智慧：知道满足就不会招致屈辱，懂得适可而止就能避免危险（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易经》也说过，过分追求高位会导致悔恨。一般人往往只知道前进不懂后退，只关心获得不思考失去。唯有圣人能把握进退存亡的平衡，始终持守正道。其实这些道理本质相通——只要遵循大道，前进时不会得意忘形，退让时也不会困难；生存时不必狂喜，消亡时也无需忧虑。一切都顺应自然规律，该停就停，该动就动。

老子还说过三种人的悟道表现：上等根器的人听闻大道就努力践行；中等根器的人将信将疑；下等根器的人会嘲笑大道——但若不被嘲笑，反而说明不是真道。因为大道广博，往往显得与世俗格格不入（似不肖）。世人习惯追求细枝末节，把浅薄当作正常，反而觉得真正的大道不合常规。其实，想要修道正需要摆脱世俗眼光——当世人觉得你"不合常规"时，或许才接近大道。人们终日忙碌却始终渺小，是因为被物质所束缚。真正的大道至善至广，达到极致却不自以为大，所以与世俗标准完全不同。当天下人都说我修的道"大得不像样"时，恰恰说明我超越了斤斤计较的世俗境界。这种"不像样"正是成就广博的根基，拥有了这种境界，自然就能超脱世俗束缚。

这段文字通过水的特性来比喻人的本性，阐述了道家关于返归本真的思想。水原本清澈纯净，但被泥土搅动就会变得浑浊；人的先天灵性本来清明，但被外物迷惑就会陷入混乱。不过浑浊的水静置后会重新澄清，被扰乱的心智通过修养也能恢复光明。

关键在于，浑浊和混乱往往来自外界的干扰，而清澈与光明本就存在于我们本性之中。就像天地自然降下雨露滋养万物，人的灵识（先天智慧）也本具自我调节的能力。

作者回顾历史指出：在夏商周三代之前，虽然没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这些圣人的教化，人们依然能顺应天道；直到周朝衰落，诸子百家学说才兴起，其实都是因为看到世人沉溺迷失，才创立学说来救度。最后提到作者本人虽以儒家孔子学说为根本，但通过道家老子的思想更明白了生命真谛。

（注：文中"汨"指搅乱，"淈泥"指搅动淤泥，"燭日月"形容心性光明可照亮万物，"大慶居士"是作者自号）

叶梦得（宋代学者）在讨论经典传承时说：《尚书》从尧舜开始记载，而《易经》却追溯到更早的伏羲、神农、黄帝时代，这说明在尧之前还有更古老的圣贤。六经虽然保存了这些记载，但没有详细讨论。用心体会就会发现，《易经》所说的"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的境界，若非达到至高神明之境，谁能做到呢？由此可知从伏羲到尧舜的圣王传承，核心思想都不离《易经》。

再考察老子（老氏）的思想，与《易经》的差异其实很小。《论语》记载孔子将自己比作"老彭"（指老子和彭祖），后来的孟子在儒家学说上丝毫不含糊，他激烈批判杨朱、墨家，抨击张仪、秦政比桀纣还过分，却从未批评过老子。当孟子谈到"尽心知性以至于命"的修养时，这正是老子特别强调的。可见老子的著作，其实被孔子、孟子暗中吸收。

老子著作中与孔子不同的说法，多是针对时弊的矫正之辞；而与孔子相通的部分，都符合《易经》宗旨。老子之后几百年出现的佛教，其理论更加玄奥难懂，但根本道理与老子思想互为表里。

关于"气"的论述：老子主张"专气致柔如婴儿"，孟子则强调"至大至刚，直养而无害，充塞天地"。表面看二者相反，实则不然。人的气（生命能量）若散乱就会与外界冲突而显刚强，若专注内守则返归自身而显柔和。刚强不能战胜刚强，以柔克刚才需要专注养气。孟子说的"直养而无害"，就像曾子"持其志毋暴其气"的修养功夫，当这种修养达到极致，直养之气反而会转化为柔。所以真正悟道的人明白，最高真理本来就没有对立。

北山程俱在《老子论》中提出：可以用言语说明的道理，是用来指导行为的；能够明确命名的事物，是用来建立言说的。至于那不可言说的永恒之道（常道）和无法命名的终极真理（常名），即便是圣人也不敢轻易向人展示。这不是圣人故意隐藏秘密，而是这种至高真理本就无法用语言传达。

西方的圣人（指佛教创始人）通过三乘教法（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和十二分教（佛经的十二种分类）来传道，这些都属于可传授的教义。而超越教义之外的，正是那不可言说、不可名状的真理。中国的圣人（指儒家先贤）效法尧舜（唐虞），遵循周文王、周武王的典范，编订《诗经》《尚书》《礼记》《乐经》等典籍，这些都属于可以言传的经典。但经典文字背后真正的精神，就像脚印无法完全反映行走本身，同样属于不可言说的境界。

老子写下五千字的《道德经》，本意是启迪世人、指引后世，并非要隐遁于玄妙之道而独善其身。他在开篇就指出：可以用语言表述的道理和能够命名的事物，这五千字都已包含；而那些历代圣贤都无法传授的终极真理，则是言语不能企及的。

天地人本同出一源：天之所以为天，地之所以为地，人之所以为人，本质是相同的。但为何天地能长久存在，而人却难以做到？因为天不会刻意追求成为天，地也不会执着于成为地。而人一旦获得形体，就执着于"人"这个身份，为满足无止境的物欲追求无益之物，为爱护身体反而陷入名利纷争。过分追求养生反而伤害生命，过度保养身体反而损害健康，这样的人能不中途夭折已是侥幸了。这就是老子思想的要义，可惜那些未深思的人，往往以为黄老学派（道家流派）的修行者都是消极避世的。

人死了还想追求长生，这不是很糊涂吗？人如果失去了"生"的根本，道又怎么承载呢？但世人丧失生命本源，恰恰是因为把拥有生命当成了负担。老子早就深刻告诫过，拥有生命本身就是种牵累，更何况那些脱离大道去追求长生的人？这真是没想明白啊。

再说，世间万物的变化，没有比生死更大的了。修道之人若能超脱生死的界限，就没什么可牵挂的了。生命真的是来了吗？死亡真的是去了吗？如果把出生当作真实存在，那我们应该能说清自己从哪儿来——是南方北方？东方西方？还是天上地下？根本说不清楚，怎么能说是真实存在呢？如果把死亡当作真实离去，那总该知道去往何处——是化为意识？归于物质？投胎为人？回归天道？同样说不明白，怎么能说是真实离去呢？

这样看来，我们的生命既不知从何开始，也不知在哪里终结，它贯穿古今永恒存在，本质是清净不变的。明白了这点，就会知道其实我们从未真正出生，也从未真正死亡，那还有什么"死地"可去呢？

再说普通人的错误容易改正，圣贤的瑕疵却难以消除。欲望损害本性，得失扰乱心神，这是普通人的过失。普通人的过错明显有迹可循，所以容易改正；但圣贤的瑕疵细微难察，所以难以根除。具体事物的过错很明显，而道理的过错很隐微。执着外物是明显的病，执着教法是隐微的病。那么，对道理的执着、对教法的偏执，这些瑕疵能完全消除吗？"涤除玄览"（清除杂念达到玄妙观照）说的就是这个。玄览是圣人独有的洞见，人若有了这种玄妙见解却不消除执着，就等于给自己套上新的枷锁。真正清除杂念达到玄妙观照时，连"清除"这个念头都不该有，这才算没有瑕疵。如果清除杂念后还存着"我在清除"的念头，这又成了新的障碍。

最后说圣人不仅不伤害百姓是当然的，还能使鬼神也不伤害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和道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鱼在水中，水在鱼里，哪还分什么生死呢？

这段文字主要从两个层面讨论道家思想：一是阐述"道"的本质特征，二是反思历史上道教发展的得失。

首先解释"道"的特性：当用"道"来治理天下时，百姓的生活就会自然纯朴。活着时恬淡自在，死亡时安然寂静。正因为死亡如此平静，鬼魂又怎能显灵作祟呢？生死本是自然过程，哪会有什么灵异祸害。真正的善（指道的特性）能够拯救所有人而不抛弃任何人，爱护万物而不舍弃任何事物。这种无私的善德，只有不刻意积累、不执着表象的施与才能做到——越是给予他人，自己反而越富足。用这样的道来救济天下、普度众生，又何须区分儒家、佛家、道家的门户之见呢？

后半部分通过栟櫚（地名）邓肃的考证，回顾道教历史渊源：道教起源于黄帝时期，在老子（老聃）时代达到鼎盛，但后来流派分化出三十七家，典籍达九百九十三篇，其中有些流派变得诡异骇人。历史上特别推崇道教的帝王有三位：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这些雄才大略的帝王为追求长生不老，沉迷炼丹画符等方术，妄想御风飞行，结果不仅未能如愿，反而祸国殃民。与之对比，汉高祖夺取天下靠的是张良（深谙黄老之术）的谋略，治理天下则依靠曹参（推行道家无为而治）的政策，这才是正道。

文中特别指出：追求飞升长生的方术最终害国害己，而真正成功的治国之道在于运用道家清静无为的智慧。

这段文字主要讨论道家思想的本质与流变。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和盖公（西汉初年黄老学者）代表的道家真谛，在于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汉高祖刘邦任用曹参、张良正是把握了道家根本，而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追求长生等表面功夫，导致怪力乱神盛行，这已背离黄帝、老子的本意。

严谷山人江袤（宋代学者）提出：真正的"道"难以言说，现在所谓的道其实已非本质。《五经》讲得简略，老子、列子、庄子讲得详细，但都在阐明道的根本。有人问《道德经》是否老子亲著，江袤说见过古本与今本内容大体相同但次序不同，怀疑被后人改动过。

他认为"道"涵盖一切，五千言的《道德经》记载的只是可表述的部分。将"道"与"德"分开未必妥当，但用不同名称表述同一本质也无妨。经典著作中关于道德的论述都有大小先后的区分，不能一概而论。庄子曾批评后世学者割裂天地万物的整体性，根源就在于把道德强行分离。真正的道无处不在，个人领悟的部分称为德，就像江河虽分终究归于大海，道德本是一体两面。

这里用水的比喻来解释"道"与"德"的关系：道就像水一样无处不在，但不同容器中的水形态各异。湖泊海洋蓄积的水与屋檐下小坑洼里的水虽然都是水，但体量不同；江河奔涌的水与沟渠湍急的水也都是水，但气势不同。

修道之人要用心去体会道，用精神去观照道，慢慢吸收充实自己，这样德性就能养成。当德性修养达到与道相合的境界，就回归到了最初的本源。道并不比德更丰富，当道分散显现时就成为德；德也不比道更欠缺，当德性养成时道就隐于其中。所以圣人能完全把握道的奥妙，君子则能明白道理并完善德性。

道本身玄妙无形，而德却有具体表现。德有圆满也有欠缺，这些都能在人的心意中清晰感知。与道相合时就超越了德的名相，从德的角度看则有名目可以分辨。所以说"道"没有固定名称，而"德"有确定的体现。

老子生活在道术变革的时代，他的言论都是为了阐明最根本的真理。虽然说法多样，但就像有头必有尾，追究到底并无分别。心生发的意念无穷无尽，体现在身体上就生生不息，生死循环没有尽头。老子说"出生入死"，生存的因素占十分之三，死亡的因素占十分之三，还有十分之三处于生死之间。这些三三得九，剩下的一就是超脱生死的境界——这个"一"就是指能返归本真的人。士人立志修道，就是要追求这种超越生死的境界。

这段经文讨论了几位古代圣贤对"身"的不同理解。老子（老聃）、列子（列禦寇）、庄子（莊周）和孟子（孟軻）都是得道之人，但他们对身体的看法看似矛盾。

老子说："我最大的忧患就是拥有这个身体。"列子认为："通过内观修行，可以从身体获得真知。"庄子说："这个身体并不真正属于我。"而孟子却说："万物都完备地存在于我之中，反观自身而达到真诚，是最大的快乐。"

其实这些说法并不矛盾，只是角度不同。身体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作为物质存在的形体（四肢百骸、五脏六腑），二是作为精神本性的载体（视听言动、思维性情）。老子和庄子是从形体层面说的，认为有形之身会带来烦恼；而列子和孟子是从本性层面说的，认为通过内观可以体悟万物皆备的真理。

经文指出，从形体角度看，有形之身确实会带来困扰，所以老子说要"无身"——这不是说要消灭身体，而是指在行为举止中不执着于形体。从本性角度看，人的视听言动都包含天理，通过内观修行，可以体悟天地万物都完备地存在于自性之中。

老子和庄子（莊周）的学说认为，人的身体本就应该顺应自然之道而不受外在束缚。列御寇（列子）和孟子的理论也强调身体要遵循自然规律。

有人问什么是真正的"息"（呼吸调息）？回答是：要顺应阴阳二气的运行规律，跟随子午时辰的变化来调节呼吸。这种气息运转就像永不停止的车轮，又像没有尽头的圆环，与天地元气相通，昼夜不停。这就是老子和列御寇所说的"冲气"（阴阳二气相冲相和的状态）。懂得如何调节呼吸，就能明白养气的要诀；明白养气的要诀，就能领悟入道的方法；领悟了入道的方法，就能达到"抱一禅定"（守一不二、静心修持）的境界。老子说"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气息要细长绵延，运用时不可勉强），只要用心体会就能有所得。

庄子提到那些只注重形体修炼的人，通过调节呼吸来养生，这只是最浅显的功夫。真正要达到形神俱妙的境界，根本在于把握"气母"（元气的本源）。老子说的"玄牝之门"（指阴阳交合、化生万物的根源），就是天地的根本，长生不死之道就源于此。

孔子说"不要固执己见"，老子说"当我没有了身体的执念，还有什么可忧虑的"，佛陀（瞿曇）说"要超越眼耳鼻舌身意的束缚"。人生在世，外在有形色，内心有意识，为什么要追求"无"的境界？因为"无"是万善的归宿、万法的本源。人若能放下外在牵绊，内心归于虚无，就能与道合一。无论是道家的"坐忘"（静坐忘我）、"息气"（调节呼吸），还是佛家的"面壁"（禅定修行），最终都是殊途同归。

严谷山人（自号）本名袤，字仲长，是三衢人。他隐居山林，以教授经典为生。南宋绍兴年间，有大臣推荐他入朝为官，但他坚决推辞，归隐乡里，受到当时士人的推崇。（这段记载见于《严谷集》）

南宋绍兴年间，杨文安公（即杨椿）担任经筵讲官时，曾向皇帝讲解《老子》的要义。他阐释老子所说的"三宝"：第一是慈爱，第二是节俭，第三是不敢争天下先。

这三者的内在联系是：心怀慈爱反而能产生真正的勇气，保持节俭反而能成就广大事业，不争先锋反而能成为众人领袖。杨公指出，如果只靠聪明才智去求道，只会心力交瘁却离道更远；相反，放下智巧回归日常生活，道反而会在简单平常处显现。

那些耗尽精神追求浅薄智巧的人，往往难以应对世事。刻意追求"三宝"反而会走向反面：强装慈爱会变成溺爱，硬要节俭会沦为吝啬，假装谦让会显得懦弱。真正的得道之人不同，他们天生就懂得这些道理，应对事物时毫无刻意造作——没有嫉妒心自然能慈爱，没有贪欲心自然能节俭，没有争斗心自然能谦让。这种日用常行中的自然境界，绝非靠聪明才智能达到。

最后引用《易经》来印证：乾卦说"体察仁德足以领导众人"，坤卦说"至柔之物运动时也会刚强"，这正说明仁者才有真勇气；节卦说"用制度来节制就不会浪费财物、伤害百姓"，这解释了节俭能带来富足；谦卦说"谦逊者地位尊贵仍能发光，地位卑微也不可逾越"，说明谦让反而能获得多方益处。

这段文字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论述：首先通过历史人物印证道家思想的价值，其次辨析道家与佛教的根本区别。

第一部分列举了多位帝王如何体现道家核心理念：汉高祖刘邦以仁慈德行教化百姓，汉文帝刘恒以节俭柔和的策略治理天下，汉光武帝刘秀则展现了"不敢为天下先"的谦逊态度。作者认为这些统治者正是因为秉持了道家提倡的慈爱、节俭和谦让，才能成就伟业。真正的治国之道在于同时具备仁慈与勇气、节俭与大度、退让与进取这些看似矛盾却相辅相成的品质。

第二部分追溯道家思想源流，指出其源自黄帝，经老子传承，到战国时期由列子、庄子等人发展完善。道家以"虚无自然"为根本宗旨，主张清静无为，既可用于个人修身，也可用于治理天下。作者强调道家思想与儒家圣贤之道并行不悖，但完全不同于后来传入的佛教。佛教源自西域，汉代才传入中国（文中提到霍去病缴获的祭天金像和汉明帝梦见金人的典故），其教义与道家在根本出发点和发展路径上都截然不同。

最后作者呼吁人们应当认真研读《道德经》，指出这部经典言辞精微、意旨深远、文风简练而内涵宏大，与儒家六经互为表里，绝非像冰炭不相容那样对立。对于后世将佛道混为一谈的说法，作者表示十分不解和反对。

宋光宗（南宋皇帝）还是太子时，大臣程大昌（谥号文简）担任东宫属官。太子曾向他索要所著的《易老通言》一书，程大昌便呈上奏折说明要旨：

老子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把握根本原则（枢要），能够用大道统御万物，这是其长处；虽然推崇"无"而轻视"有"，很少谈论具体事务，但这也未必是缺点。真正效法老子而成功的典范是汉文帝，他的治国之道重在清心寡欲，以深沉静默、质朴敦厚的态度涵养天下，并非无所作为。正因把握精髓、善用长处，汉朝才能实现大治、基业稳固。

反观西晋，虽然也标榜"无为而治"，却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无为。他们错误认为只要放任法度、拱手不干预就能坐享太平，结果导致纲纪崩坏、天下大乱。所以王通评价说："清谈玄虚之风盛行导致晋朝衰败，这不是老子的过错，而是后人不得要领、误解长处的结果。"臣恳请殿下汲取老子把握根本的智慧，以西汉为榜样，以西晋为戒，如此才能真正掌握老子思想的精髓。

程大昌在《潜藩盛德录》中还记载：昔日侍讲时谈及大道，常引用《周易·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观点，结合孔子"下学而上达"的教诲来阐释。这就像燃烧柴薪产生火焰——形而上的"道"必须依托形而下的"器"才能显现，学习具体事物（下学）才能通达天道（上达）。就像粗糙的柴薪蕴含着火性精华，看似粗陋的六经、《论语》《孟子》正是承载大道的具体载体。

（说明：文中"枢要"指根本原则；"下学上达"出自《论语》，意为从基础学习逐步通达高深道理；"道器"是《周易》重要哲学概念，道指抽象规律，器指具体事物）

这段文字讨论老庄思想与儒家经典的关系，以及后世对道家学说的误解：

老子和庄子的著作重点讲"无"的概念，而儒家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则侧重讲"有"，就像已经堆积了很多柴薪。儒家学者本可以从六经求道，似乎不需要借助老庄。但老庄著作言辞精微、意蕴深远，特别能揭示道的奥秘。如果能广泛汲取，对理解大道很有帮助。只是不能像晋朝人那样空谈玄虚，以为抛弃礼乐刑政就能让天下自治——就像没有柴薪却想生火一样荒谬。

现在有些修习老子之道的道士，不谈根本的道，反而热衷方术、药物、祈福禳灾这些事，完全背离了老子本意。唐代白居易的诗说得明白：黄帝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里，根本没提药物、神仙、白日飞升这些事。道家尊老子为教祖，但八十一章除了讲清静寡欲，再没提其他内容，后人怎能凭空捏造出药物、神仙和祈福法术呢？

世人要么把老子抬得比六经还高，要么质疑老子学说空虚无用，其实都没真正理解老子。老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通晓道的奥妙，谈论"无"时能穷尽其精微，运用具体事物时又不被"有"局限。六经主要记录具体事迹，没空深究道理，而《道德经》把这些都讲透了。所以《论语》《孟子》里要阐明的道理，在《道德经》里说得更详细，这使得它能与六经并列流传。

最后提到沈庄仲请教朱熹（晦庵先生）关于"常有欲以观其徼"的问题，说明宋代儒家学者也在认真研究老子思想。

这段文字记录了朱熹（文公）与弟子们讨论《道德经》的对话，主要涉及几个核心概念：

关于"徼"的解释，朱熹说这个字就像边界的意思，指的是事物相互交接的临界点。他建议将"常无"和"常有"理解为"常无欲"和"常有欲"来解读更恰当。

在解释"道可道非常道"时，朱熹强调能用言语表述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能定义的名也不是永恒的名。对于"玄"字，他解释为深远幽暗的意境，认为这正是万物奥妙所在的地方。

弟子张以道请教"载营魄抱一"的含义，朱熹用阴阳五行解释：魄属水为一，魂属火为二，这是用火的动态守护水的静态，体现阴阳相守的道理。

讨论到"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策略时，朱熹指出这类思想在周代典籍中已有记载，老子作为周朝柱下史（国家图书馆馆长）自然熟悉这些文献，孔子也曾专门到周朝请教礼制。

关于老子与庄子的区别，朱熹认为庄子虽然宗法老子，但老子的学问更注重经世致用，而庄子的理论更为宏大玄虚，偏离了老子的本意。他举例说原壤（孔子时代人物）的行为看似学老子，实则不然。

最后谈到历史人物运用老子思想的效果，朱熹认为汉文帝和曹参确实把握了老子"包容因循"的处世智慧，而东晋名相王导、谢安等人并未真正领悟老子思想的精髓。他指出老子的真谛在于顺应自然、包容宽厚的处事态度。

郭德元（人名）向老子请教关于"礼"的问题：老子曾说礼是忠信淡薄的表现，是祸乱的开端，但孔子却专门向老子请教礼制，这似乎有矛盾。朱熹（文公）解释说：老子其实精通礼制的细节程序，他曾经担任周朝的柱下史（掌管典籍的官职），对礼制非常了解，所以能跟孔子谈得那么深入。但老子认为礼制并非必要，就像圣人推行礼制反而显得多事。《礼记·礼运》中"计谋由此而生，兵争由此而起"等话，就体现了这种思想。

朱熹进一步分析老子的学说：老子的主张讲究虚静俭啬，不主张耗费精神。最初老子只讲清静无为，后来逐渐偏向长生不死之说，最后竟演变成巫祝（从事祭祀占卜的术士）那套禳灾祈福的法术，这是经过两次转变了。他还举例说：伯夷（商末隐士）的作风有点像老子；张良（字子房）深得老子学说精髓，而曹参（汉初丞相）只学到表面形式；孟子之后的人物里，只有张良和诸葛亮真正继承了老子学说。

关于后世对老庄之学的理解，朱熹指出：扬雄（字子云）写《太玄经》明显受庄子老子影响；王通（字仲淹）的学说虽然细密，但不如张良贴近老子本意。晋朝和南朝宋时期很多人谈论庄子老子，其实只是借老庄的名义来掩饰自己废弃礼法的行为，这些人内心污浊纷乱，根本不能真正领会老庄思想的精髓。

朱熹（文公）说邵雍（康节）曾认为老子掌握了《易经》的本体，孟子发挥了《易经》的功用，这个说法不对。老子有老子自己的本体与功用体系，孟子也有孟子独特的本体与功用体系。比如老子说的"想要获取什么，必先给予什么"，这就是老子思想的本体与功用体现。而孟子主张"存养本心、修养本性，扩充仁义礼智四种善端"，则是孟子思想的本体与功用。

朱熹又评论说，邵雍的学问风格类似老子，主要是追求个人超脱自在的境界，这种境界别人难以干扰。张良（子房）也是这样，当世人纷争不休时，他总能保持超然态度。学生万人杰问邵雍《击壤集》序言中"以道观道"等说法是否妥当，朱熹回答：说它完全没问题不对，说它有毛病也不对，那只是邵雍独特的思维方式，就像"以天下观天下"的说法其实是源自老子。

学生陈器之问：孟子说的清晨清明之气很微弱，如何能培养完整？朱熹解释：无法保存夜气（夜间培养的清明心性），都是被白天的行为破坏了。就像孟子说的，人与生俱来的善心本来就很少。他举例说，老子讲"治理人事、奉行天道，没有比节制更重要的"，这种节制就是及早回归本真，不断积累德行，最终能克服一切困难。这个主旨与孟子思想相似，只是老子侧重精神修养方面，而清晨之气正是白天修行的基础，日常生活中要时刻保持本心。

李敬子问神仙之说是否真实，朱熹回答：谁敢说没有？确实有其道理，只是那种修炼功夫极难达成，除非放下所有俗务专心修炼才可能成功。

蔡元定（季通）提到道士虽然尊崇庄子、老子，却不认真研究他们的思想。朱熹回应：现在的读书人读那么多书，连自己的道理都搞不明白，哪还有精力去研究庄老之学？蔡元定说列子也不错，朱熹认为：列子固然好，但思想显得消极柔弱，不如庄子深刻。当被问及老子时，他说：老子思想更为深邃厚重。

朱熹（文公）说，佛教徒最初只是借用老子、庄子的理论来传播教义。比如慧远法师的文字和僧肇的《肇论》这类著作，整段整段都在套用老庄思想。但他们只停留在空谈层面，直到达摩祖师东来，才开始教导人们亲身实践修行，这才发展出后来的禅宗（以上内容出自《朱子语录》）。

陆九渊（象山先生）提出不同看法：孔子最早提出"异端"这个概念，现在人们却草率地专门把佛道两家当作异端。孔子那个时代，中原地区根本没听说过佛教，虽然已有老子学说但影响不大。《论语》《孟子》里记载孔子厌恶乡愿（伪善之人），却从未见他排斥老子学说，可见所谓的"异端"明显不是指佛道两家（出自《象山集》）。

刘一止（号茗溪）认为：天下万事要符合人心、天意和大道，核心就是一个"公"字。老子说包容才能公正，公正才能称王，王道合于天道，天道就是大道。这些境界浑然一体，没有包容心就做不到公正。"王公"这个称谓就是指能包容而公正的人，"王"字本义就是"大"，王者之所以为王者，就因其公正而宏大。所以说公正必须与王道同德，王道必须与天道同源，这是天下最根本的道理（出自《茗溪集》）。

郑伯熊（字景望）以历史事例说明：曹参在齐国推行黄老之术（黄帝、老子的治国理念）获得大治，但儒家学者却多批评黄老学说。他分享亲身体验：曾闭门静坐，节制言行饮食，达到心平气和、百病不侵的状态。通过调节来预防问题，通过疏导来化解积滞，不过分贪求也不过度忧虑，老幼都能安于淡泊生活。他认为这个道理放大到治国也适用，为何只在齐国见效？孔孟之道本质上与黄老并无冲突，现在道家讲清净却背离这个根本，走向荒诞（出自《郑先生戇语》）。

刘清源指出：老子阐述道德学说，是应关令尹喜的请求而作（指《道德经》的成书缘起）。

《道德经》原本并没有明确分为八十一章，是后人为了对应阴阳两仪（宇宙对立统一的基本法则）的奥妙，才将其分为上下两卷。采用"九"这个极数（九是阳数之极），将全书分为八十一章来象征太阳（至阳）的终极数理。

黄茂材指出："道"与"德"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现在有些学者把上卷当作讲"道"，下卷当作讲"德"，这完全违背了《道德经》的本意。就像《易经》六十四卦以"八八"为数理基础，《道德经》八十一章则以"九九"为数理结构，两者实质上是相通的。后来扬雄（字子云）创作《太玄经》模仿《易经》，也设置了八十一个篇章，正是受此启发。

林东认为：孔子（夫子）与老子（老氏）的教化思想其实是相互印证的。孔子用仁义礼乐作为治世工具，老子则主张虚静无为来阐明大道的本源。其实仁义礼乐本就源于大道，而虚静无为正是大道的根本宗旨。只是后世有些人不善运用老子的思想，一味追求清虚无为而导致荒废实务，反而连累了老子的名声。

儒家讲求"道心惟微"（大道精微玄妙）、"无为而治"，这其实吸收了老子"三宝"思想——第一是慈爱，第二是俭朴，第三是不敢为天下先。老子也主张"以道辅佐君主者，不以武力逞强"，这说明他也认同儒家某些理念。由此可见，儒道两家的大道本质是相通的，只是侧重点不同，都是为济世救民而创立。有人说老子"绝仁弃义"、"礼是祸乱开端"似乎与孔子背道而驰，其实这是强调回归大道本源——用仁义礼乐治国固然可以，但不如用大道教化民众，使人自然融入道中才是最高境界。

刘师立（自号真静子，南宋绍熙年间人）所著《道德经节解》原有十六篇，这里选取其中五篇作为注解。

这里讲的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玄之又玄"指的是最原始的元气（构成万物的基本能量），这是所有奥妙的源头。首先论述大道（宇宙根本规律），其次讲天地运行，最后讲人心修养，可以说把道理都说透了，学习者应当默默领会。

"玄"代表阳性能量，"牝"代表阴性能量，"门"指的是阴阳二气相互激荡转化的通道。就像前文说的"众妙之门"，也像俗话说的"谁能不经过门户出入"，万事万物都遵循这个规律。但不能狭隘地把"玄牝之门"理解为口鼻呼吸，说这是天地根源，这样理解就太小看老子的学说了——在天地形成之前就存在的元气，才是真正的天地根源。

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转向反面：太满就会变空，所以要戒除自满；太尖锐就会变钝，所以要戒除冒进；金银财宝会成为负担，所以要戒除贪婪；富贵容易让人放纵，所以要戒除傲慢；功成名就时最危险，所以要懂得适可而止。老子的这些教诲是为了拯救世人，不是说非要隐居山林才能修道，即使身处富贵功名之中，也可以努力践行这些道理。

张开的东西必定合拢，强大的必定衰弱，兴盛的必定衰败，给予的同时也在被夺取。这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虽然微妙却很明白，清楚可见。有人用权谋之术来解释这些道理，但天道（自然法则）的本性是利万物而不害。有人说孔子主张"以直报怨"，而这里说"以德报怨"似乎矛盾。其实老子教导人们保持柔弱姿态，顺应天道而不与人争，这样可以避免天灾人祸。如果用对抗方式回应怨恨，怨恨就永远不会消除。孔子当时说那话是有特定背景的，终究不如用德行化解怨恨更好。

宋代高道谢守灝在注释中提到：傅奕在唐代校勘《道德经》时，参考了项羽妾墓中出土的版本（公元前206年项羽的侍妾墓葬中发现的抄本）和安邱望之的版本等多种文本进行考订。

北魏太和年间，有位叫寇谦之的道士得到了《道德经》河上丈人（汉代隐士，相传为《道德经》注释者）传下来的版本。这个本子原本由齐国隐士仇岳传承。当时流传的《道德经》主要有三种版本：一种共5722字，与韩非子《喻老》篇内容相互参照；洛阳官方收藏的本子有5635字；王弼（魏晋玄学家）注释的本子则有5683字或5610字不等。

河上公（传说中汉代隐士）传下来的版本字数也不统一，有的记载是5355字，有的说是5590字。各家注释本字数差异很大，因为年代久远，人们各自相信自己所传的版本，有时还掺杂其他版本的内容，导致文字错乱不一致。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老子写的这部讲道德要义的书有"五千余言"，意思是超过五千但不足六千字。现在道教徒常把《道德经》称为"五千文"，就是取这个整数说法。（这段记载见于《老君实录》）

（《太上道德真经集注杂说》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