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華真經註疏》（Kanripo本·洞神部）卷12

《南华真经注疏》卷第十二（第六册）

河南郭象注

唐代西华法师成玄英疏

外篇《胠箧》第十

要防备那些打开箱子、探进袋子、撬开柜子的小偷，就得把东西收好，用绳子捆紧，再把门闩和锁扣牢。这就是世俗所谓的聪明。

疏：胠，是打开箱子；篋，是箱子；囊，是袋子；摄，是收拢；缄，是封口；縢，是捆扎用的绳子；扃，是门闩；鐍，是锁和钥匙。要防备打开箱子、探进袋子、撬开柜子偷取财物的小贼，应该怎样做？就得收好箱子和袋子，封好并用绳子捆紧，再把门闩和锁扣牢，不要随意存放东西。这就是世俗浅显的聪明。

可是大盗来了，却会背起柜子、扛起箱子、挑着袋子逃走，只怕绳子、门闩和锁扣得还不够牢。这样看来，前面所说的聪明办法，岂不是反而替大盗积聚财物吗？

注：这说明世俗的聪明并不值得依赖。

疏：收好东西、封紧捆牢、扣好门闩和锁，是为了防小贼。可大盗一来，直接背起、扛起东西逃走，反而担心绳子、门闩和锁扣得不够结实。先前的防备，结果倒成了盗贼的资助。因此，世俗的聪明不足以依靠。

所以，我们姑且试着讨论：世俗所谓的聪明，有没有不替大盗积聚财物的？所谓的圣人，有没有不替大盗看守财物的？

疏：体悟大道的贤者，言语难以说得准确。他想要显明忘却言辞的道理，所以说“姑且试着讨论”。世俗之人谋划浅近，只看得见表面；那些显露于世的圣人，对道理也未必理解深透。他们用心设防，反而让盗贼积聚财物；即使是原本用来守护财物的制度和措施，也会变成替盗贼守备。由此可知，怎么会有不替大盗积聚、看守财物的情形呢？意思是说，这些做法必定会替大盗积聚财物。

怎么知道是这样呢？

疏：这里先提出疑问，以引出并说明主旨。

从前，齐国各地的村邑彼此相望，鸡鸣狗叫的声音互相听得到。人们撒网捕鱼、耕田锄地的地方，纵横有两千多里。

疏：齐国是姜太公的后代受封之地，封地在营丘。到了齐桓公时，他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恢复秩序，百姓生活富足，齐地没有不……

因此，鸡鸣犬吠的声音彼此都能听见，邻近城邑的房屋也相互望得见。人们张网捕鱼、打猎，用耒（古代翻土农具）和耨（古代除草农具）整治农田，发展农业。齐国疆域广阔，方圆二千多里，论起强盛与美好，实在居于诸侯之首。

齐国四境之内，设立宗庙、社稷（祭祀祖先和土地、谷物之神的场所），治理城邑、村落以及州、闾、乡、曲等基层区域，哪一件不是仿效圣人的做法呢？“社”与土地相关，“稷”是五谷之长。古代制度中，土地有相应的面积单位，居民也按家户编成比、闾、族、党、州、乡等组织。所谓“四境之内”，就是整个齐国境内。这些制度都仿效尧、舜，足以说明圣人建立邦国的法则。

然而，田成子（即陈恒，齐国大夫）有一天杀了齐简公，夺取了齐国。

注：仿效圣人，只是仿效他们留下的形式。形式已经成为过去，并不能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怎么值得一味尊奉、执守呢？拿固定的旧法来应付无穷的变化，变化一来，旧法就会受阻。所以，靠守旧法治理国家，最终只会替别人守住国家。

田成子是陈恒的称号。陈氏先祖陈敬仲来到齐国后，受封于田地，因此改称田氏。此后田氏势力逐渐掌握齐国政权，陈恒最终弑杀齐简公。后来，他的曾孙田和把齐康公迁到海边，自己立为齐侯。庄子生活在齐宣王时期。

田成子所盗取的，难道只有齐国吗？他连同圣人治国的法则也一起盗取了。

注：如果不窃取圣人的法度，就没有办法夺取齐国。

疏：田恒所窃取的，哪里只是齐国？他先窃取圣人的智慧和法度，才得以控制诸侯。由此可知，仁义这些现成的名目，恰好成了盗贼谋取权势的根本。

所以，田成子虽然背负盗贼的恶名，自己却享受着尧舜那样安逸的生活。

疏：田恒篡夺了齐国，因此留下了大盗的恶名；可他窃据诸侯之位，自己享受的却是唐尧、虞舜般的安乐。

小国不敢非议，大国也不敢讨伐；齐国的政权就这样传了十二代。

疏：子爵、男爵这样的小国，不敢非议伯爵、侯爵这样的大国，又哪里能够出兵讨伐？于是田氏的子孙世代相承，宗庙长久延续，历经十二代，正如前面所说。

这岂不是说，田恒窃取了齐国，还把圣人的智慧和法度一并窃来，用以保全自己盗贼的地位吗？

注：圣人的法度只是供人使用的工具，并不足以保证人真正成为圣人。

疏：借仁义之名窃取国家，凭圣智之术保全自身。这是再次申说前文，用来总结其中的意思。

试着讨论一下：世俗所说的最高智慧，有没有不曾被大盗用来积聚财物的？所谓最高的圣德，有没有不曾被大盗用来守护财物的？

疏：这是再次总结前面的意思，并由此引出下文。

怎么知道是这样呢？

疏：这里用设问来阐明要旨。

从前，关龙逄（夏桀的贤臣）被杀，比干（商纣王的亲族大臣）被剖开胸膛，萇弘（周灵王的贤臣）遭到肢解，子胥（伍子胥）被杀害。因此，这四位贤者虽然贤明，终究还是免不了被杀戮。

注：残暴昏乱的君主也能凭借君临天下的权势杀害贤人，没有人敢于抗拒。这都是圣人之法所造成的。如果没有圣人之法，桀、纣又怎么能够保住君位、肆意施暴，使天下人都侧目而视呢？

疏：龙逄，姓关，是夏桀的贤臣，被桀杀害。比干是王子，曾劝谏纣王，纣王剖开他的心来查看。萇弘是周灵王的贤臣。《说苑》记载，晋国的叔向杀害萇弘。萇弘多次到周朝，因而有人送信给萇弘。叔向对萇弘说：“您发动晋国的军队攻打周朝，废掉刘氏，拥立单氏。”刘氏便对周君说：“这就是萇弘的主意。”于是杀了他。“肔”是撕裂的意思，这里也是说肢解。

剖开肚肠，尸体腐烂、碎裂。这里说的是伍子胥（春秋时期吴国大夫）被杀后，尸体被投入江中，任其腐烂。以上四人都有忠诚贤明的品行，却仍遭杀戮。这是因为无道之人凭借君主的权势，仗着君主的威势，得以打击忠良、肆意加害。

盗跖的同伙假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做盗贼也有道吗？”

这是借盗跖同伙的提问，引出下文的议论。

盗跖回答：“到哪里会没有道呢？”

这是在回答刚才的问题：道无处不在，哪里没有道呢？道的具体体现，下面逐一列出。

“事先猜测屋里藏着什么财物，这是圣明；进屋时走在最前面，是勇敢；撤出时走在最后，是义气；判断行动可不可行，是智慧；分配财物时做到平均，是仁爱。若不具备这五种品质，却能做成大盗，天下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注：这五种品质本来是用来防止盗窃的，反而成了盗贼行窃的凭借。

疏：屋里藏着财物。盗贼起了贪念，先估量屋中财物的多寡，往往能猜中，仿佛有神明一般，所以称为“圣”。众人齐心协力，不怕有人阻拦，还争先进入，这难道不算勇敢吗？刀箭交锋时，他们不顾性命，争着留在后面撤出，这难道不算义气吗？他们知道可行就做，不可行就停，能辨别安危、判断吉凶，行动往往得手，这就是智慧。轻视钱财、看重义气，自己拿得少，让别人拿得多，分配财物公平，这就是仁爱。前面说的圣、勇、义、智、仁，就是这五种品质。做一个盗贼尚且要凭借这五种德行；不具备它们，盗窃就不能成功。由此可见，没有圣明和智慧，却能成为大盗的人，天下从来没有过。

由此看来，行善的人若不具备圣人之道，就无法立身行道；盗跖这类人若不借助圣明与智慧，也不可能做成盗窃之事。

天下善人少，恶人多，那么圣人给天下带来的益处就少，造成的祸害反而多。

注：这话确实有道理。不过，虽然这话可信，圣人仍不可……

天下人的智慧和巧诈还没有全部消失，所以需要圣人之道来安定他们；但如果众人仍各自保留巧智，只有圣人的智慧独自消失，那么天下造成的祸害反而会比有圣人时更多。这样看来，有圣人带来的危害虽然不少，仍胜过没有圣人而天下无法治理；不过，即便如此，也不如让各种智巧都消失，使天下不再受害。天下人没有谁不追求利益，却没有一个人肯放下自己的智巧，这是多么迷惑、偏离正道啊！

疏：善与恶这两条路，都与圣人的智慧有关。伯夷坚守廉洁，因此留下清名；盗跖放纵贪婪残暴，以掠夺为利。然而盗跖一类的人很多，伯夷一类的人却很少。由此可见，圣人的行迹对天下的益处少，造成的损害却多。

所以说：“嘴唇失去遮护，牙齿就会受寒。”鲁国的酒太淡，邯郸反而遭到围困。圣人出现了，大盗也随之兴起。

注：嘴唇缺损并不是为了让牙齿受寒，但牙齿还是受了寒；鲁国的酒淡，并不是为了让邯郸被围困，邯郸却还是被围困了；圣人出现，并不是为了引发大盗，但大盗还是兴起了。这是事物自然相互牵连、最终必然形成的局势。圣人虽然没有刻意树立某种标准让万物尊崇，却也无法阻止人们尊崇他。于是，不论人有贵贱、事有真假，只要仿效圣人的法则，天下人便会不敢出声、暗中服从。这正是桀、跖一类人赖以得势、成就大盗行径的条件。

疏：《春秋左传》说“嘴唇消失，牙齿就会受寒”，说的就是虞国和虢国。邯郸是赵国的城邑。相传楚宣王召集诸侯朝会时，鲁恭公来得较晚，带来的酒又淡。宣王发怒，想羞辱他。鲁恭公说：“我是周公的后代，奉行天子的礼乐，功勋记载在周王室。如今只因送酒失礼，就责怪酒淡，这未免太过分了吧？”于是没有告辞便回国。宣王大怒，起兵攻打鲁国。梁惠王一直想攻打赵国，却顾忌鲁国会出兵援救。如今楚、鲁之间发生战事，梁国便乘机围攻邯郸。邯郸被围，也像圣人出现而大盗兴起一样，并非有意造成，而是形势使然。

打倒圣人、放任盗贼，天下才开始得到治理。

注：圣人是天下人所尊崇的对象。如果……

崇尚并守住质朴的本性，废除种种禁令，改以减少欲望来治理。这就是抨击圣人（这里指批评圣人留下的教化和制度）的意思：我守住质朴，便能保全自身；放宽对盗贼的管束，他们的奸邪行为反而会自行止息。所以古人说：“防止邪恶、保存诚心，不在于仔细察察；止息淫邪、去除浮华，不在于严刑峻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疏文解释说：“掊”就是打击、抨击。“圣人”在这里也指圣人留下的事迹和教法。圣人智慧周遍万物，以道济世。这里所说的“抨击圣人”，也是贬抑仁义、摒弃圣智的意思。人们不再看重难得的财物，便可以放宽对盗贼的管束；不靠严刑峻法，天下也能太平。

河川干涸了，山谷就会空虚；丘陵削平了，深渊就会填实。圣人死去，大盗便不会兴起。

注解说，河川干涸，并不是为了让山谷空虚，但山谷确实因此空虚；丘陵削平，并不是为了让深渊填实，但深渊确实因此填实。同样，断绝圣人之道，并不是为了制止盗贼，但盗贼却因此止息。所以，止盗的关键在于去除欲望，而不在于彰显圣人的智慧。

疏文解释说，智慧一旦显露，奸诈和虚伪便会滋生；圣人留下的种种教化消失，大盗就会止息。这就像河川干涸、山谷空虚，丘陵削平、深渊填实一样，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天下太平，便没有纷扰之事了。

注解说，不只是盗贼和争斗止息了，崇尚圣人事迹的风气也一并消失了。

疏文解释说，“故”就是事情。摒弃圣智之后，天下太平，百姓可以像古代传说中的击壤歌者那样安乐生活，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刻意作为的事情。

圣人不死，大盗便不会止息。即使推崇圣人来治理天下，也等于加重盗跖（传说中的大盗）的利益。

注解说，如果要推崇圣人、用圣人的法则治理天下，桀、跖一类的人也会借助这些法则。既然他们所依凭的东西被看得很重，他们从中得到的好处也就不会小。

疏文解释说，在淳朴的时代，人们清静淡泊、顺其自然，万物各自归根，人们也都回归本性，哪里需要等到有了教化和法度之后，才能达到安宁呢？等到圣智之风盛行、人心不能忘怀这些教法，大盗便随之兴起。即使推崇圣人、用法度治理天下，也无异于加重盗跖的利益。夏桀肆意残害百姓，盗跖贪婪凶暴，都是凭借圣人留下的制度和教法才得以如此。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夏桀怎能占据帝王之位、祸害百姓？盗跖又怎能聚集数千人，在天下横行？他们所依凭的东西既然被看得很重，从中得到的利益自然也就不小。由此推论，祸患的根源在于圣智之道。

如果制作斗、斛（量器）来计量物品，大盗就会连斗斛一起偷走；如果制作权衡（秤具）来称量物品，大盗就会连权衡一起偷走；如果制作符、璽（凭信和印玺）来取信于人，大盗就会连符璽一起偷走；如果用仁义来矫正人心，大盗就会连仁义一起偷走。

注：小盗所受的困扰，正是大盗借以获利的凭借。

疏：斛，是现在用来量物品多少的器具。权，是秤锤；衡，是秤杆，用来衡量物品的轻重。符，是分成两片、合起来成为一件的凭证，就像现在的铜鱼或木契。璽，是王者所用的玉印，掌握它便可以征召天下。仁，是恩惠；义，是合宜。王者施恩于百姓，依照合宜的准则行事，用来养育百姓。这八种东西都是天下有利的器具，不可缺少。圣人设立教化，用来匡正国家；田成利用这些东西来窃取齐国，这不正是它们伤害小盗、却帮助大盗吗？

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偷窃腰带钩的人会被处死，窃取国家的人反而成为诸侯。诸侯门中讲求仁义，这岂不是连仁义和圣智也一并窃取了吗？

疏：钩，是腰带上的钩。圣人的事迹本来是为了惩恶劝善。私下偷窃腰带钩的人必定遭受刑罚；公开劫取齐国的人却反而成了诸侯。若没有仁义，便无法率领众人。由此看来，这岂不是窃取圣人名义、进而盗取国家吗？“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是假设发问；从“偷窃腰带钩的人”以下是假设作答。

因此，那些追随大盗、拥立诸侯，并窃取仁义以及斗斛、权衡、符璽等有利器具的人，即使给他们轩冕（高官的车服）作为奖赏，也无法劝止他们；即使施以斧钺（刑罚的象征）之威，也无法禁止他们。

注：轩冕和斧钺，是分量极重的赏罚。原本用重赏重罚来禁止盗窃，但大盗又把这些东西夺来利用，赏罚反而成了盗贼的工具。所用的手段越有力，越能成就大盗。大盗必定借仁义来施行统治，用权衡来平定事务，用符璽取得信任，用轩冕加以奖赏，用斧钺施加威慑。他们窃取这些公器，然后才能得到诸侯之位。

因此，仁义、赏罚这些办法，到头来恰恰只能用来惩治那些偷鸡摸狗的小贼。

疏解说：“逐”是追随，“勸”是劝勉，“禁”是禁止；“轩”是车，“冕”是冠帽。

圣人制定法度，本来是为了止息奸邪。可是田恒（春秋时期齐国大夫）却借用这些办法，窃取了齐国的权力、权衡和符玺，继而向诸侯夸耀，安然称王。这样的人，怎么可能靠赐给他高车礼冠来劝服，又怎么可能靠斧钺来威慑呢？小斧叫“斧”，大斧叫“钺”；也有用黄金装饰的斧钺。圣人重视这些名位和刑具，反而使它们成了大盗跖（传说中的大盗）的利益来源，让盗贼更加难以禁止，这正是圣人的过失。

注解说：盗跖之所以无法禁止，是因为他所窃取的利益太大；利益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圣人把那些东西看得太重。因此，根本办法在于轻看财货，而不在于抬高圣人。

疏解说：盗跖能够聚集九千人，横行天下，也借助了五德（儒家所说的仁、义、礼、智、信）。倘若没有圣人的智慧和法度，他怎么能做到这样？由此可见，驱赶马匹、掠夺他人而无法制止，根源在于圣人制定法度时出了问题。

所以说：“鱼不能离开深渊，国家的利器不能拿出来给人看。”

注解说：鱼离开深渊，就会被人捕获；国家的利器一旦被人利用，就会成为盗贼的凭借，所以不该公开展示。

疏解说：“脱”就是离开、失去；“利器”指圣人的法度和治世之术；“示”就是显露。鱼离水就会受到伤害，利器显露给人，就可能被人掌握利用，因此不能轻易展示。

圣人就是天下的利器。

注解说：圣人若能断绝炫耀圣德、抛弃机巧智谋的做法，回到与万物浑然相合的状态，使万物各自顺其本性，那么圣人留下的治世痕迹，才会成为有益于万物的东西。“器”也可以理解为行事的痕迹；能够被人掌握和使用的，就叫作“器”。

疏解说：这里所说的圣人，指尧、舜、文王、武王等。

圣人不应把这些东西展示给天下人。

注解说：把利器展示给天下人，只会给盗贼提供凭借。

疏解说：圣人治理天下、应对万物，会随时代而采取不同做法，有时禅让，有时征战，有时出仕，有时退隐，不能固守一种方式，也不该把它当作固定模式展示给天下人。若人们照搬一种做法，必然会产生弊害，燕王哙让位给子之、白公胜作乱等事，就是例子。

所以，断绝炫耀圣德、抛弃机巧智谋，大盗才会止息。

注解说：拿掉盗贼赖以行窃的凭借，不必施行禁令，盗贼也会自然止息。

疏解说：弃绝圣人所设的种种作为，使天下万物各守本分，盗窃之风便会自行平息。

把玉石丢弃，把珍珠毁掉，小偷就不会兴起。

注：不再把这些东西当作珍宝，人们不用施加刑罚，偷盗自然就会止息。

疏：把玉藏在山中，把珠藏在水里，不看重珍宝，哪里还会有盗贼呢？

焚毁符信和印玺，百姓就会回归质朴。

注：除去那些被奸巧之人利用来行骗的凭据，他们就无从施展欺诈手段。

疏：符信和印玺原本用来表示诚信，却被诈伪之人拿来行骗。因此，焚毁它们，便能使人返朴归真，回到淳朴自然的状态。

毁掉斗和秤，百姓就不再争斗。

注：小小的公平器具，反而可能成为更大不公平的工具。

疏：斗和秤用来计量多少、衡量轻重，却也可能被人暗中动手脚，成为盗窃的凭借。把它们砸毁，合乎古人守朴的智慧，于是人们就不再因计较而争斗。

彻底毁弃天下那些圣人制定的法则，百姓才可以开始谈论道理。

注：外在没有了可以矫饰的东西，内心便能保全质朴，不会说出违背本性的言论。

疏：“殚”是穷尽，“残”是毁弃。这里的“圣法”指五德等古代圣王制定的规范。把三王的制度毁弃，再把五帝的法则也废除；像草扎的狗一样，用过便丢开，不再陈列。忘掉捕鱼的筌、捕兽的蹄（都是用来捕获的工具），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之后，才可以谈论深妙的境界，讨论深远的道与德。

拔乱六律，熔毁竽瑟，堵住师旷的耳朵，天下人才会开始涵养本真的听觉；消灭文饰，散去五色，胶住离朱的眼睛，天下人才会开始涵养本真的视觉。

注：美妙的声音和鲜艳的颜色，是有耳有眼的人所看重的。人生来各有禀赋；若被这些喜好牵引，便会损耗本性和生命。毁掉人们所看重的外物，舍弃外在诱引而顺任本性，听觉和视觉才能各自保全，人们才能涵养本真。

疏：“擢”是拔除，“铄”是熔化。竽形似笙，管子排列在匏制的斗中，管端装有簧片；瑟长八尺一寸、宽一尺八寸，有二十七根弦。传说它由伏羲创制。人们沉迷于宫、徵等乐音，羡慕师旷的听力；眼睛执着于黑、黄等色彩，仰慕离朱的视力，于是心神奔逐，耳目也随之耗损。拔去管子、弄断琴弦，毁弃华美的乐曲和衣饰纹彩，胶住离朱的眼睛，就是要除去刻意追求感官本领的根源，使天下人涵养自身的听觉和视觉，不被耳目所役使。

堵住师旷（传说中的善辨音律者）的耳朵，去掉扰乱众人的首领，人们就都能保全自己的本性，不再迷失。让耳朵充分听取声音，却又能返听那无声之处；让眼睛尽情观看，却又能向内观照无形之物。这样，天然的生机便会自行舒展，这就是无为的极致。其间哪里还分什么明暗、优劣呢？因此，天下和平，万物同守其德。人们收敛外在的听觉和见闻，涵养内在的聪明，这就叫作含藏、怀抱并养护它。

毁掉钩绳，丢弃圆规和曲尺，折断工倕（传说中的巧匠）的手指，天下人这才会各自显出自己的巧能。所以说：“最大的巧，看起来反而像笨拙。”

注：蜘蛛和蜣螂（俗称屎壳郎）本来是微小的生物，却会织网、滚粪球；它们并不需要工匠来教，可见万物各有自己的本领。各自擅长的事情虽然不同，但若都不敢偏离既定的做法，看起来就会像有巧艺却显得笨拙。因此，善于用人的人，会让擅长方形制作的人做方形，擅长圆形制作的人做圆形，各自发挥所长。让人安于自己的本性，不拿工倕的技巧要求所有百姓，众人的技艺虽不尽相同，看起来仿佛笨拙，却能让天下人各自发挥本领，这才是最大的巧。若顺着人本有的能力行事，规矩便可舍弃，巧匠的手指也不必保留。

疏：钩是弯曲的工具，绳用来取直，规用来画圆，矩用来画方。工倕是尧时的工匠，也有说法认为他是舜的臣子。攦，意为折断、割断。工倕天性机巧，能运用钩绳等工具，创制规矩之法。这使天下百姓纷纷仿效，舍弃自身本来的能力，转而追逐外物。若能废弃规绳、折断工倕的手指，人们便会在各自的本分之内显出巧能。譬如蜘蛛织网、蜣螂滚粪球，哪是靠着刻意仰慕、追求人为技艺才做到的？它们的巧能出于天然。此说出自《老子》。

去掉曾参、史鱼那样的行为准则，堵住杨朱、墨翟的言论，抛弃仁义，天下的德性才会回到本原，与道玄妙地合为一体。

注：去除扰乱群体的人为带头者，天下人便能各自恢复质朴，同归于玄德。

疏：削，意为去除；钳，意为闭住；攘，意为抛弃；玄，意为本原、道。曾参以孝著称，史鱼以忠直著称，杨朱和墨翟则天生善于辩说。这四人各有天赋，却使天下求学的人舍弃自身本性，转而仿效别人。因此，原文接下来要说：应当除去忠信一类的行为准则，闭住……

把夸耀辩才的口舌闭起来，除去刻意做作、勉强表现的仁，把追逐外在名义的义也抛开。这样，万物就不会失去本性，人们都能各自安然自得，顺着天性、保全事理，自然与玄妙的大道融为一体。

人若把自己的聪明收敛在内心，不向外炫耀，天下就不会受到损害；人若不卖弄自己的耳聪目明，天下就不会因此招来忧患。疏文解释说：“铄”是销散、毁坏，“累”是忧患。只是因为有人炫耀聪明，忧患才随之而来，使百姓的生活受到扰乱、损害。若能把聪明收在内心，不向外显摆，万物便都能安适快乐，没有忧患。

人若把知识收在适当范围内，天下就不会迷惑；人若守持自己的德性，不偏离本分，天下就不会走入邪僻。疏文说，若能明白自己的分限，在本分之内涵养德性，不放纵心意，就能行走在正道上，畅游于天地之间而不迷惑；哪里还会有颠倒失序、悲哀偏邪的事呢？

曾参、史鳅、杨朱、墨翟、师旷、工倕、离朱等人，都是把德行和才能显露在外，借此炫耀，扰乱天下的人。注释说，这些人各有特别突出的禀赋，天下人便争相仿效；一旦仿效，就会失去自己的本性。天下人因他们而失去本性，他们便成了扰乱天下的根源。天下最大的祸患，就是失去自我。

疏文进一步解释：前面提到的这些人，禀赋都胜过常人，却不能收敛光彩、融入世俗，反而在外表上争名显德，引导万物追随自己。他们炫耀于众人面前，使天下人忘记自身的德性，不能回归根本。人们失去自我的根源，就在于此。

所以，这样的法则并没有实际用处。注释说：合乎本性的法则，是让人的视力不超出自己所能看见的范围，使众人的眼睛都能看清；让听力不超出自己所能听到的范围，使众人的耳朵都能听明白；让技艺不超出各自所能掌握的范围，使众人都能把事情做好；让知识不超出各自所能理解的范围，使各种天性都能得到安适；让德行不超出各自所能承受的范围，使众人都能安于自己的德性。何必另立超出天性本分的标准，让天下人奔走追逐，却不能回到自身呢？

疏文说，顺着天性行动，行动自然依据本性，这才是法则的妙处。曾参、史鳅等人却以自己的标准牵引众人，不但对当世没有益处，反而损害后世。即使设立这样的法则，终究也没有用处。

难道你不知道“至德之世”（道德风气最淳厚的上古时代）是什么样吗？

从前有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等十二位上古帝王。在他们的时代，人们用结绳的办法记录事情，只用来记下要紧的内容。那时还没有史书，人们也不清楚这些帝王的先后次序；有时刻木为凭，有时结绳作记号，以此表达信用。上下和睦，民风淳朴。所以《易经》说：“上古时代，人们结绳而治；后来圣人改用文字和契券。”

人们觉得自己的食物甘美，自己的衣服合身；喜欢当地的风俗，安于自己的住处。注家解释说，满足于平常所有的，便觉得食物甘美、衣服美好；如果总想着追求更多奢华之物，就没有满足的时候。疏文又说，人们安于本分，不追求浮华，因此觉得生活美好；彼此和同，因此乐于当地风俗；心境恬淡，因此安于居所。

邻国彼此看得见，鸡鸣犬吠的声音也能互相听见，但人们直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这说的是他们几乎没有向外求取的欲望：各自生活自足，顺应天命，不必往来，因此达到了无为的境地。

像这样的时代，便是“至治”（治理达到理想境界）。人们没有欲望和求取之心，心中怀道抱德，这样的时代怎能不算至治呢？

如今却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人们伸长脖子、踮起脚跟，只盼着某个地方有贤者，便带上干粮赶去拜访。于是，在家里抛下亲人，在外面离开君主交付的职事；他们的足迹延伸到诸侯国的边境，车辆的辙迹甚至交错在千里之外。

注家说，追求至治的做法，竟也会招致这样的弊病。疏文解释说，“赢粮”就是裹带干粮。至理的风气传播开来，成为人们崇尚的教化；如果近处的人都学着尊贤，便会四处寻师访道，伸长脖子、迈开脚步远赴他方，车辙和足迹遍及远处，背着干粮走上千里也不觉得辛苦。结果，在家不顾亲人，是不孝；在外离开君主的职事，是不忠。追求至治的迹象，最终反而造成了这些弊病。

这就是在上位者过分崇尚智巧的结果。这里的“上”，指君主；君主若特别看重智识、提倡尚贤，就会出现这样的弊端。

君王崇尚治理天下的种种办法，又喜欢运用智巧去治理万物，所以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君王如果一味追求聪明才智，却不遵循大道，天下就会大乱。

【疏】在上位的君王，不能做到无为、恬淡、清静虚明，与道相合，却凭借自己的智巧去治理万物，万物必然因此受损，天下也就会大乱。老子说：“用智巧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

为什么知道会是这样呢？

【疏】这里先设问，再说明其中的缘由。

弓弩、毕（捕鸟的网具）、弋（系着绳子的箭）以及各种机巧的捕猎方法越多，鸟儿就越容易在空中受惊乱飞；钩饵、渔网、罾（提网）、笱（捕鱼的竹制器具）等捕鱼办法越多，鱼就越容易在水中惊乱；削格（带尖刺的障碍物）、罗落（用绳网捕兽的器具）、罝罘（捕兔的网具）等捕兽方法越多，兽类就越容易在泽地里惊乱。

【注】捕捉得越严密，鸟兽躲避的办法也就越巧。禽兽尚且不能靠智巧去算计，更何况人呢？因此，治理天下的人只能不依赖智巧；一旦依赖智巧，就没有什么高明可言。

【疏】毕是一种小网，网柄的形状像毕星，因此得名。把箭系上绳子射出去，叫作“弋”。罟、罾都是网；笱是弯曲的竹制捕鱼器具，也叫筌。削格是设置尖刺的障碍物，也就是如今所说的鹿角形障碍物。罗落是用绳网捕捉野兽的器具，罝罘则是捕兔的网。用智巧来控制万物，怎能没有纷乱沸腾的祸患？所以治理国家不能依赖智巧。

欺诈、奸巧、诡辩，以及关于“坚白”“解垢”“同异”的种种巧辩越多，百姓就越会被辩说迷惑。

【注】上位者特别看重的东西，下面的人就难以安于少取。人本来所求不多，却追逐过多的欲望，就会迷失本性。

【疏】智术、欺诈会逐渐浸染并损害万物。“颉滑”指圆滑机巧，也有奸黠的意思；“解垢”指欺诈。“坚白”是围绕坚硬与白色所作的诡辩，“同异”是讨论相同与不同的巧辩。这些圆滑机巧的论辩和关于同异的说法，往往有损真实道理，对世道人心也没有益处。只有从长远处观察的人，才会显得像不善言辞；见识浅薄的人却容易被小巧的辩说迷惑。因此，天下屡屡陷入大乱，根源就在于喜欢智巧。

【疏】“每每”是昏暗不明的样子。忘却成见、顺任万物，天下就会清平安宁；执着表面迹象、运用智巧，天下就会大乱。上下之人陷入昏昧，正是因为喜好智巧。

所以，天下人都只知道追求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却没有人想到去探求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

【注】不去探求自己已经知道的道理，反而一味追求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这就是舍弃自身而效法别人。

人只能了解自己本分之内的事，却偏要舍近求远，追求本分之外的东西，这怎么能不迷惑呢？

人们都知道，自己不该做那些被认为是不善的事；却没有人明白，那些被认为是善的事，究竟为何是善。

善于标举自己所认定的善，正是争夺和崇尚之风产生的原因。

所谓“不善”，是桀、盗跖一类人的行为；所谓“善”，则是圣人的行迹。盗跖做不善之事，占据东陵的田地；田恒（春秋时齐国权臣）照着圣人的做法行事，却窃取了齐国。臧与谷（两个替人放羊的牧童）各自做完事情，羊却都丢了，走的路虽不同，结果却一样。桀、盗跖的行径虽有差异，他们对天性的损害却相同。因此，愚昧世俗的人随意评判善恶；其实，善与不善都不足以据此定论。

所以，天下才会大乱：上面违逆日月的光明，下面销蚀山川的精华，中间破坏四时运行的规律。地上爬行的小虫、空中飞翔的小鸟，没有不失去本性的。喜好智巧，扰乱天下，竟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

吉凶、悔恨和忧虑，都产生于行动；而智巧所推动的行动，确实能够摇动天地、支配万物。因此，做君主的人怎么能不忘掉那些智巧和机心呢？

“所以”承接上文，说的正是因为人们运用智巧、执着于表面行迹，天下才大乱。“悖”是违逆，“爍”是销蚀，“墮”是败坏。依附地面活动的，叫作“喘耎”；飞在空中的，叫作“肖翘”，都是形体轻小的生物。执着于行迹、运用智巧，危害极大：它能搅动阴阳、摇撼天地，使日月受到遮蔽甚至发生日食月食，使山川崩塌枯竭，使寒暑失序、风雨失时，也使飞禽走兽和水陆生物失去本性。喜好智巧对万物的毒害，竟到了这种地步。

夏、商、周三代以来，人们舍弃了纯朴的人，反而喜欢那些机灵巧诈之辈；放弃恬淡无为，反而喜爱絮絮叨叨地教导别人。这样的喋喋不休，已经扰乱天下了。

“啍啍”指坚持用自己的道理教导别人。

“三代”指夏、商、周。“种种”形容淳厚朴实；“役役”形容轻浮机敏；“释”是舍弃；“啍啍”是拿自己的道理反复教人。上古最淳朴的时代，人们质朴无华，效法圆形的天而清虚，效法方形的大地而安静，族群相处，就像禽兽一样没有机巧分别……

到了淳厚的风气日渐消散、人们背离道与德的时候，五常和圣人的教化已经显现出来。夏、商、周三代，人们运用智巧的情形更加严重：舍弃淳朴本分的士人，偏爱轻浮机敏、善于谄媚的人；废弃无欲而自得安宁的生活，转而喜欢以心智和言教去治理万物。天下因此陷入混乱，怎能不令人悲叹呢？

《南华真经注疏》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