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註解》卷8

《孙子兵法·九变篇》主要讲用兵作战要根据不同情况灵活应变。古代军事家们对"九变"有不同的理解：曹操认为是作战中九种随机应变的策略，王皙认为是将兵法变化运用到极致，张预则强调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战术。

孙子指出，将领接受君主命令集结军队后，必须注意几种特殊地形：

在"圯地"（低洼易淹、四面高中间低的地形）不要驻扎，因为这种地方容易被水淹或遭敌军围困，缺乏依托。诸葛亮称这种地形为"地狱"。

在"衢地"（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地）要结交邻国，建立联盟关系，以获得支援。

在"绝地"（缺乏水源、无法放牧砍柴的山谷险地）不可久留，要迅速通过。

这些解释都强调用兵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形采取相应策略，体现了古代军事思想中灵活应变的智慧。

梅尧臣解释说，军队刚离开本国、刚越过边境时，就像不在轻松安全的地方，这种地方不能久留。张预补充说，远离本国越过边境作战的地方就是绝地，这种危险隔绝的地方比重地更严峻，所以不能长期停留。

关于"围地则谋"：曹操认为在这种地方要出奇谋。李筌说利用地形才能找到出路。贾林解释所谓围地是指处在四面险要之中，敌人可以自由往来，我军却难以出入。处于这种境地的人应该预先设计奇谋，让敌人无法加害，才能脱险。梅尧臣说在险要迂回的地形中往返，必须运用奇谋。何氏引用下篇也说"围地则谋"，意思是在艰难险阻之地与敌人对峙时，要用奇特险诈的计谋才能避免受害。张预举例说，刘邦被匈奴围困时，采用陈平的奇计才得以脱身。

关于"死地则战"：曹操说要拼死作战。李筌举例韩信破赵之战，就是把士兵置于必死之地，让他们为个人生存而战。梅尧臣说前后受阻时，只能决一死战。何氏指出下篇也提到"死地则战"，在这种地方迅速死战才能求生，如果拖延不战，士气衰落粮草断绝，就只有死路一条。张预举了韩信背水列阵的例子，说明无路可退时必须殊死战斗。

从"圯地无舍"到"死地则战"共列举了九种地形变化，但这里只说了五种，是举其大要。《九地篇》中论九地之变也只说了六种，同样是概述。地形既有固定态势也有变化，《九地篇》上半部分讲的是固定态势，下半部分讲的是变化。之所以知道"九变"就是"九地之变"，是因为下文说将领不懂九变，即使了解地形也得不到地利；《九地篇》也说"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不可不察"，由此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下文既然讲九地...

这里讲的是《孙子兵法》中关于"九变"的注解。孙子在论述五种有利条件（五利）之前，先阐述了九种变化情况（九变），因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关于"途有所不由"（有些道路不能走）的解释：

曹操说，遇到险要难行的地方本应避开，迫不得已才走，这就是变通。李筌认为，道路险窄可能埋伏敌军时就不能走。杜牧举了东汉马援征讨五溪蛮的例子：当时有两条路可选，马援选择近而险的壶头道，结果因天气湿热、士兵染病而失败。贾林和杜佑都强调，即使道路近但不安全就不能走。梅尧臣说要避开险要之地。王皙举例周亚夫避开崤山险道，改走蓝田的例子。张预补充说，狭窄到战车骑兵无法展开的地方就不能走，除非像韩信那样确认敌方不用埋伏才敢走井陉口。

关于"军有所不击"（有些敌军不能打）的解释：

曹操指出，有些敌军虽然可以打，但地形险要难以久留，即使打赢收获也不大。陷入绝境的敌军反而会拼死抵抗。

杜牧解释说，遇到精锐部队不要强攻，撤退的敌军不要阻拦，走投无路的敌人不要逼迫，陷入绝境的敌军不可攻打。即使我军强大敌军弱小，若敌军前锋已先抵达有利地形，也不宜进攻，以免惊动敌军使其撤退。这些都是将领必须明白的"不可攻"原则，懂得随机应变才配称为良将，所以这些内容被列入《九变》篇中。

陈皥补充道，若小胜不足以瓦解敌军，就不要贸然进攻，以免徒劳消耗兵力。贾林认为，当敌军可能慑于威势投降时，就不必攻击；对困守险地的穷寇若强攻，反而会激起死战，不如固守待其士气低落时再取之。杜佑进一步说明：有些敌军虽可击败，但因地势险要难以驻守，即便取胜也获利甚微；对困兽犹斗的敌军和占据险隘的部队，应当固守待其出现破绽。

梅尧臣用"往无利也"四字概括，指出无利可图就不要进军。王皙引用曹操观点：某些城池虽可攻取，但因险要难守，即便占领也收益不大。他特别提到要警惕"饵兵"（诱敌部队）、精锐士卒、严整军旗和雄壮阵势这类表象。张预总结说：若放过敌军无损大局，战胜又无实质利益，就不必交战。比如晋楚对峙时，士会认为楚国政治清明、法度完备，不可轻易征伐，正是这个道理。

关于"城有所不攻"，曹操举例说：当年放弃坚固富庶的华费城，转而攻取徐州十四县，正是遵循这条原则。杜牧分析道，正因曹操不攻设防严密的华费，才能保全军力在徐州取得大胜。要害之处的城池往往深沟高垒、粮草充足，强攻若不下会挫伤士气，攻下又难守，不如绕开。南朝宋顺帝时，沈攸之据守郢城（今湖北江陵）造反，其城防坚固、粮饷充足，就是典型的不宜强攻案例。

这段内容通过多个历史战例，阐述了《孙子兵法》中"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的军事思想。

东晋时期，沈攸之（东晋将领）不顾兵法原则，执意强攻防守严密的郢城（今湖北江陵），结果久攻不下导致军队溃败。同样，北周武帝（南北朝时期北周皇帝）不听宇文弼（北周大臣）的建议，执意从河阳（军事要地）进攻北齐，结果无功而返；后来采纳了宇文弼提出的改从汾曲（地形平缓处）进攻的策略，才最终灭齐。

文中列举了三十年间四次进攻北魏的失败案例：南宫县、临城县、河星镇三座城池都因防御工事坚固、物资储备充足，使进攻方久攻不下，最终被援军击退。这说明面对准备充分的守城方，强攻往往徒劳无功。

几位注家对此的解读是：贾林认为对忠义死守的城池不宜强攻；梅尧臣指出要考虑攻城可能带来的危害；王皙补充说即便城池不是战略要地，也要考虑可能陷入消耗战或遭遇援军；张预则强调若攻下后难以驻守，或城池防御过于坚固，都不值得强攻。就像春秋时期士匄想攻打偪阳城，荀罃认为"小城坚固，攻下不光彩，攻不下反被嘲笑"的道理一样。

这些战例共同说明：军事行动中，不是所有城池都值得攻打，不是所有地盘都值得争夺，将领必须懂得权衡利弊，避免陷入消耗战。

曹操解释说，那些只有小利益的地方，即使争夺到手，如果难以守住，不如不去争夺。杜牧引用伍子胥劝谏吴王夫差的故事：当时吴国攻打齐国，即使占领土地也像石头田一样无法耕种，毫无价值。东晋名将陶侃镇守武昌时，有人建议分兵驻守长江北岸的邾城，陶侃始终不回应。后来他带将领们打猎时解释说：我们依靠长江天险防御敌人，邾城孤悬江北，既无后方支援，又与少数民族地区接壤。晋人贪图那里的利益会压迫少数民族，反而会引来祸患。即便派兵驻守，对江南防务也无帮助。后来庾亮果然在此驻军遭遇大败。

梅尧臣总结说，得到却无益处的土地不必争夺。王皙补充道，有些战略要地即使被敌人占据，或即使夺得也难以防守，就不值得争夺。张预进一步阐释：如果某地得到后不利于作战，失去又无害于自身，就不必争夺。比如遥远的土地，即使暂时占领也难以长期保有，吴国攻打齐国时，伍子胥就劝谏说得到齐地如同获得不能耕种的石头田，不如专心对付越国，可惜吴王不听最终被越国所灭。

关于"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曹操认为只要对战事有利，可以不受君命束缚。李筌举了司马穰苴斩杀庄贾、魏绛处死杨干的例子。杜牧引用《尉缭子》说：战争是凶险之事，将领身处前线，必须随机应变。贾林强调，遇到必胜战机时不能等待君命，只要对国家有利，将领可以专断。孟氏说在外领兵作战，将军可以自主决策。梅尧臣认为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张预总结说，只要对战局有利，不必拘泥于君主的命令。这些都是用兵的五种有利原则。

这段话讲的是将领在战场上的灵活应变之道。核心意思是说，真正懂得用兵的将领，必须掌握"九变"（九种应变方法）的精髓。

古代将领遇到以下九种特殊情况时，可以不经请示就自行决断：不该走的险路不走（涂有所不由），不该驻扎的地方不驻（圯地无舍），不该争夺的地形不争（地有所不争）等等。这些都属于将领临机应变的权限范围，所以才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说法。

历代军事家对此有不同解读。李筌认为这九种情况都需要随机应变；杜佑指出这些变化都没有固定套路；贾林强调将领要根据形势灵活调整策略。梅尧臣和王皙则认为，只有真正睿智的将领才能完全掌握这些变化规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何氏指出虽然列举了十种情况，但"君命有所不受"其实不属于地形范畴。孙子的本意是说，将领如果发现执行君命会导致军队陷入危险，即使国君命令驻扎或进攻，也应该拒绝执行。这从后文"将领不通晓九变之利，即使了解地形也得不到地利"可以得到印证。

张预总结说，能够打破常规灵活应变的将领，才真正懂得用兵之道。就像《地形篇》说的：如果判断能胜，即使国君不让打也要打；如果判断必败，即使国君命令打也不能打。这才是掌握"九变"精髓的表现。

这段讲的是军事将领必须懂得随机应变的道理。贾林说，就算熟悉地形，如果不懂得灵活变通，不仅得不到地利，反而可能受害。优秀的将领贵在能适应变化。梅尧臣补充说，光知道地形却不懂变通，怎么能发挥地利优势呢？

张预进一步解释：地形有固定形态和变化态势，只知形态不懂变化，怎能利用好地利？带兵打仗如果不懂"九变"的战术（九种应变方法），即便知道"五利"（五种有利条件），也无法发挥军队的战斗力。

曹操指出，这里说的"五事"其实包含在"九变"中。贾林认为五利和五变都属于九变范畴，关键是根据形势灵活变化才能得利，否则就会受害。具体来说，五变包括：明知近路有埋伏就不走；敌军可攻但可能死战就不打；城池孤立但守军粮足兵精就不攻；地盘可得但难守就不争；君命该从但会受牵制就不受。这五种变通都要临机决断，不能死板。如果贪图"五利"——路近就走、敌弱就攻、城孤就打、地好就争、令下就受——而不懂变通，不仅无法调动军队，还会损兵折将。

梅尧臣和王皙都强调，只知有利条件而不懂变通，就像用胶粘住琴柱来弹琴（比喻拘泥死板），根本无法用人打仗。张预特别说明，曹操说的"五利"是指九变中的五种具体情况，不是指后面要讲的"兼顾利害"的五件事。

所以真正智慧的人考虑问题，一定会同时权衡利害两方面。曹操说要在有利时想到害处，在不利时寻找转机，关键时刻要懂得权变。李筌和贾林都认为，智者必须把利与害放在一起综合考量，这种全面思考才是谨慎用兵的关键。

这里讲的是用兵打仗要懂得权衡利害关系的智慧。将领若能通晓各种变化，就能全面掌握利害得失。聪明人考虑事情时，即便处于有利位置，也要想到可能的危害；身处险境时，也要寻找有利因素，这就是随机应变的道理。

在有利情况下要掺杂考虑危害因素，这样计划才能顺利实施。曹操说，要预估敌人不能利用五种地形（指《孙子兵法》中的"九地"）给我方造成危害，计划才能可靠。杜牧补充说，想要从敌人那里获利，不能只看有利方面，必须把敌人可能造成的危害也考虑进去，这样行动才能成功。贾林提到，在有利时要警惕危害，用严明军纪约束部队，才能确保众人执行命令。就像春秋时期郑国战胜蔡国后，只有子产担忧"小国没有文治却炫耀武功会招祸"，后来果然被楚国攻打，这就是"在利思害"的典型例子。

在危险处境中要掺杂考虑有利因素，这样祸患才能化解。曹操指出，既然考虑了有利因素，也要计算危害，即使有祸患也能解决。李筌说智者处理利害必须合乎道义，不走极端。杜牧举例说明：被敌军包围时，如果只想着突围逃跑，士气就会松懈反遭追击；不如激励士兵奋勇作战，用胜利来解围。贾林总结道，在危难时要想着有利因素来避免灾祸，这就是兵法中"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

这段内容讲的是兵法中如何通过"害"与"业"来制衡诸侯的策略。

关于"害"的运用：曹操说要害其所厌恶之事。李筌认为要破坏其政治。杜牧解释，只要敌人有厌恶之事，我们抓住机会就能使其屈服。贾林详细列举了多种害人之法：离间贤臣、安插奸细、挑拨君臣、消耗财力、败坏风俗、用美人计等，关键是要暗中施行不露痕迹。梅尧臣总结要用危害来制约对方。张预补充说，要么把敌人逼入绝境，要么通过离间、疲民等手段来损害对方，并举了韦孝宽离间斛律光、高颎平陈的策略为例。

关于"业"的运用：曹操解释"业"就是制造事端，让敌人疲于奔命。李筌说要扰乱其农耕。杜牧指出要先壮大自己实力（兵强民富、政令畅通），才能有效劳役敌人。杜佑举例说像韩国让秦国修渠那样，用工程劳役拖垮对方，或者用奇技淫巧消耗敌国。

核心思想是：用危害来威慑诸侯，用劳役来消耗诸侯。这些手段都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关键是要掌握主动权，让对手陷入被动。

这段文字是古代军事家对《孙子兵法》的注解，主要讲如何用计谋消耗敌人、调动敌人，以及战备的重要性。

关于消耗敌人的策略，几位军事家提出：可以用繁琐的事务让敌人疲于奔命（梅尧臣说用杂事扰乱敌人），或者假装准备进攻来拖垮对方（王皙说制造假象让敌人疲于应付）。张预补充说，也可以用强大的国力威慑他国，就像春秋时期晋楚两国强盛时，郑国不得不进贡财物一样。

关于调动敌人的方法，曹操等人认为要用利益引诱。李筌说用利益诱惑敌人，杜牧解释要让敌人自己钻进我们的圈套。王皙强调要善于利用利益牵制敌人行动，张预指出可以用小利引诱敌人按我们的意图行动。

最后强调战备思想：用兵的关键不在于指望敌人不来犯（梅尧臣说关键在于自己永不松懈），而在于做好充分准备让敌人不敢进攻。曹操说太平时期也要保持警惕，李筌强调准备不可或缺。杜佑提出要居安思危，何氏引用历史案例说明：春秋时晋国防备严密，秦国就无机可乘；吴国看到楚军有准备就撤兵；汉代程不识治军严整，匈奴就不敢侵犯。这些都证明严密的战备才是最好的防御。

这段文字讲的是军事防备和将领素质的要诀。核心意思是说：即使天下太平，军队也要每天早晚严格训练，让士兵随时保持战备状态，使敌人摸不清虚实。真正高明的将领能在安定时期想到危机，在太平时期防备动乱，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其次要做好几项基本防备：控制交通要道，明确岗哨职责，加固边防工事，储备充足粮草，维护武器装备。古人说"物资不提前准备就无法应对突发"，"只有事事准备周全才能避免祸患"。要让敌人疲于奔命而我方以逸待劳，这样就能不战而胜。

历史上莒国、齐国、虢国、鲁国都因轻敌而灭亡，这些都是血的教训。所以必须做到：我有充分准备，敌人就无从下手。

后面特别强调将领的"五种致命缺点"：第一种是"只知死拼"的将领容易被诱杀。曹操等人指出，这种人有勇无谋，只会蛮干。真正的勇武在将领素质中只占很小部分，单凭勇猛轻率作战的不能为将。《司马法》说"仅靠敢死不能取胜"，强调谋略比拼命更重要。对这种莽夫型将领，应该用计谋设伏消灭。

曹操解释说，将领如果只看到有利条件却畏惧军法不敢前进，就会变得优柔寡断。李筌补充说，这种犹豫怯懦的将领很容易被俘虏。

杜牧举了东晋将领刘裕追击桓玄的战例：当时刘裕率领数千义军逆江而上，在峥嵘洲与兵力雄厚的桓玄交战。桓玄因恐惧战败，总在战船旁系着轻便小船准备逃跑，导致军心涣散。刘裕部队借助风势火攻，全军奋勇争先，最终大败桓玄。

孟氏指出，将领若胆小懦弱，只想着保命撤退，不敢亲自参战，加上士兵素质低下，指挥系统犹豫不决，这样的部队可以快速击溃。古代兵书《新训》说，将领怯懦见利不敢进取。姜太公也警告说，错过战机反而会招致灾祸。

梅尧臣和王皙都认为，缺乏斗志的将领不仅见利不进，遇到危险更会轻易逃跑。何氏引用《司马法》说，将领多疑是最大的隐患。张预总结道，临阵畏敌想逃的部队，应当乘势呐喊进攻，必能俘虏他们。比如晋楚交战时，晋将赵婴齐事先在河边备好船只准备败退，就是典型例子。

关于性格急躁的将领，曹操指出可以用激将法诱敌。李筌举例唐太宗用激将法斩杀宋老生平定霍邑。杜牧解释说，这类将领性格刚烈偏激，不够沉稳，可以通过侮辱挑衅诱其轻进致败。他举了十六国时期姚襄攻打黄落的战例：前秦将领符黄眉采纳邓羌建议，利用姚襄刚烈性格，大张旗鼓直逼营垒，果然激怒姚襄出战而被擒。

杜佑和梅尧臣都强调，急躁易怒的将领往往鲁莽冲动，不计后果，容易被挑动。王皙总结说，优秀将领贵在持重，而暴躁易怒的性格容易受干扰。

张预在注解中指出，性格刚愎偏激的人容易被激怒而中计。他举了春秋时期楚国大将子玉的例子：晋国人故意扣押他的使者来激怒他，结果子玉果然冲动出战，最终被晋军打败。

关于"廉洁可辱"的战术，多位注家都认为：那些重视名誉、洁身自好的将领，可以用侮辱的方式扰乱他们。曹操说可以通过污蔑来激怒这类将领。杜佑进一步解释，当敌人坚守不出时，如果对方将领性格急躁又重视名誉，就可以用轻蔑侮辱的手段引他出战。比如诸葛亮送司马懿（字仲达）女人头巾来羞辱他，虽然司马懿这样的大将都差点中计，何况普通将领呢？梅尧臣补充说，这类人往往为了名声不顾实际。

对于"爱民可烦"的战术，注家们认为：爱护百姓的将领往往会因为救援民众而疲于奔命。曹操指出，这类将领必定会日夜兼程去救援百姓，从而被拖垮。李筌说攻击对方在乎的百姓，就能迫使对方来回奔波。杜牧分析说，仁慈的将领见不得百姓受苦，往往不计代价地救援，这就可以用来消耗他们的兵力。陈皥举了项羽救赵（必要救援）和范增（亚父）放弃梁地（非必要救援）的例子说明区别。贾林总结说，廉洁的将领不爱侵略，仁慈的将领不好战斗，用羞辱和骚扰就能让他们自乱阵脚。

张预最后强调，这五种情况（包括上述两种）都是将领容易犯的过错，也是用兵的大忌。对待百姓虽然要爱护，但要分清利害，如果不论大小远近都去救援，反而会被敌人牵着鼻子走，陷入疲于奔命的困境。

陈皥说，优秀的将领不会固执地非要战死或求生，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不会因为愤怒而远征，也不会因为受辱而冲动行事，看到有利时机就像猛虎出击，形势不利就闭门坚守。行动与否都要经过周密谋划，不能受情绪影响。

梅尧臣指出，这些都是将领容易犯的错误，会导致军事上的凶险。何氏补充说，从古至今选拔将才都很困难，因为人的性格往往有偏执的倾向，所以《孙子兵法》开篇就强调将领要具备"智、信、仁、勇、严"五种全面素质。

张预分析说，平庸的将领只会固守一种方法不知变通，这样对自己是凶险，对军队也是灾难。真正智慧的将领则不同：虽然勇敢但不鲁莽赴死，虽然谨慎但不贪生怕死，虽然刚强但不会轻敌，虽然廉洁但不受侮辱困扰，虽然仁慈但不会被琐事烦扰。

（注：这里提到的"五危"指将领的五种危险性格：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导致全军覆没、将领被杀的原因，往往就是这五种偏执性格，必须认真考察。

贾林强调这五种性格的人不能担任大将，否则用兵必败。梅尧臣提醒要慎重对待这个问题。张预总结说，关键在于懂得权宜应变，不能固执于单一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