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外篇》（Kanripo本·太清部）卷37

葛洪（抱朴子）的门徒们一起讨论"仁"与"明"哪个更重要，各自表达不同见解。葛洪回答说：日月星辰（三光）展现光明是乾卦的象征，大地承载万物是坤卦的特性。天（乾）兼具光明与仁德，地（坤）有仁德却缺乏光明。高低贵贱的差别，不正是由此显现的吗？

只有圣人的品德能与天道相合，所以唐尧以"敬慎明察"著称，孔子将"明义"放在首位。"明明在上"是称颂君主的尊贵，"明哲保身"是《诗经·大雅》中的至理。就连小虫飞蛾也能表现仁爱，它们爱护幼崽、为同伴死亡发出悲鸣。但正因只有仁爱而缺乏智慧，它们才会毫无防备地掉入陷阱，落入罗网而不自知。

人类发明房屋代替巢穴，种植庄稼取代野食，制作衣裳改变裸身，制造舟车解决交通，驯养牛马减轻劳苦，建立等级制度防止混乱，创造工具防备意外，制定文书管理百官，确立礼法整肃风俗——这些都是智慧（明）的成就，不是单靠仁爱就能实现的。

如果心怀仁德却不具备治国智慧，就无法避免危亡之祸。能预见盛衰于未显之时，洞察隐微的征兆，在事理之外发现祸福转化，在根源处阻断谗言侵蚀——这才是智慧的作用。而对昆虫也怀怜悯，被冒犯不计较，见牲畜发抖就改用它祭，避开路上的草不践踏——这些才是仁爱的表现。

智慧属于才能，仁爱属于德行。"杀身成仁"的壮举可以凭意志达成，但洞察幽微的智慧却难以强求。如果只有不忍之心而无判断之明，就会真假难辨、是非不分，连自身安危都难保全，更谈不上济世救人了。当年周公（姬公）并非不爱兄弟，却含泪大义灭亲；卫国大夫石碏并非没有慈心，却毅然处死叛乱的亲生儿子。

这段文字讨论的是"仁"与"明"两种品质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性。葛洪（抱朴子）认为，有时候需要割舍私情来奉行公义，明白事理而不沉溺于个人情感，才能成为真正的忠臣。用道义来决断恩情，暂时放下仁爱而运用明智，这样的权衡是必要的——仁爱可以暂时搁置，但明智却不可或缺。

文中举了商汤、周武王通过武力夺取政权却以仁德守成的例子，说明他们虽然看似不仁，但顺应天命进行变革正是明智之举。相反，像徐偃王那样只修仁德却不设防备，最终导致亡国，这就是不明智的祸患。

针对门人引用孔子、孟子推崇仁德的言论，葛洪回应说：古人说过，只爱好仁德却不学习，其弊端就是愚昧。就像战国时期各国崇尚权谋武力，孟子当时强调仁德是必要的，但从未说过仁德比明智更重要。

葛洪用比喻说明：瘟疫流行时医生受重视，但不能因此就说医术比长生之道更高明。他引用《易经》《诗经》等经典，指出"明"与天道相通（"大明终始"），而"仁"只是地德的表现。最后引用孔子称赞"聪明神武"而非"聪仁"，以及古代明王治世的例子，证明明智比单纯仁德更能达到神明境界，这是纯粹仁德所不能企及的。

这里讨论的是"仁德"在治国中的实际地位。古代经典中，《春秋传》称赞"明德"（光明的德行）而不提"仁"；《尚书》说"元首明哉"（君主贤明啊），也不说"仁哉"；老子称赞上等士人时说的是"明白四达"（通达事理），批评世道衰败时才提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易经》说王者要"南面向明"（面向光明），而非面向仁德。

孔子虽然说过"我欲仁，斯仁至矣"和"为仁由己"，说明人人都可以践行仁德。但像聪明才智这种天赋，却是强求不来的。孟子举例说，看到小孩要掉进井里，人人都会去救，这说明人人都有仁心，只是程度不同。就像春秋时的崔杼（齐国权臣）虽然被晏婴批评为"大不仁"，但仍有"小仁"的表现，连奸臣贼子都保留着些许仁心。

有人引用《易经》"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认为仁是最高品德。对此，抱朴子回应说：仁德重在实践，可以通过努力做到；而智慧通达属于天赋才能，不是靠教导就能获得的。这就像现代人说的"善良可以培养，聪明难以强求"。

（补充背景：这段体现了魏晋时期"才性之辩"的思想背景，讨论道德实践与先天禀赋的关系。抱朴子葛洪作为道教思想家，既重视儒家仁德观念，又强调修道需要天赋异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