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Kanripo本·洞神部·KR5c0124）卷7本站编辑整理白话（AI）列子·冲虚真经

杨朱（战国时期道家思想家）到鲁国游历，住在孟氏家里。孟氏问他："人活着就好好活着，为什么要追求名声呢？"杨朱回答："靠名声可以致富。"孟氏追问："既然富有了，为什么还不满足？"杨朱说："还要追求显贵。"孟氏又问："已经显贵了，为何还不停下？"杨朱回答："还要考虑死后的事。"

孟氏继续问："人都死了，还图什么呢？"杨朱解释："为子孙后代打算。"孟氏不解："名声对子孙有什么好处？"杨朱说："追求名声确实让人身心疲惫。但有了名声，恩泽能惠及整个家族，利益能覆盖乡里，何况子孙呢？"

这时有人插话说："追求名声的人必定清廉，清廉就会贫穷；追求名声的人必然谦让，谦让就会地位低下。"杨朱举例反驳："管仲辅佐齐国时，国君放纵他就放纵，国君奢侈他就奢侈。因为君臣志趣相投，他的治国之道得以实行，使齐国称霸。但他死后，管氏家族就衰落了。而田氏辅佐齐国时，国君骄横他就谦逊，国君聚敛他就施舍。百姓都归附他，最终田氏取代了齐国政权，子孙世代享受富贵，至今不绝。"

杨朱总结道："真正求名的人反而贫穷，虚假求名的人却能致富。实际上，真实的人不需要名声，名声也不代表真实。所谓名声，不过是虚假的东西罢了。就像古时候，尧舜假装要把天下让给许由、善卷（传说中的隐士），实际上并没有失去统治权，反而享国百年。"

伯夷和叔齐确实因为谦让孤竹国的君位（孤竹是商朝时期的小国），最终导致国家灭亡，自己饿死在首阳山上。关于真实与虚伪的辨别，就是这么简单明了。

杨朱（战国时期道家思想家）说：人的寿命最长不过百年，能活到百岁的千人中也难有一个。假设有这样一个长寿者，从婴儿时期到老年昏聩的时间，几乎占去人生一半；夜晚睡眠、白天恍惚又占去另一半；再加上病痛哀苦、忧虑恐惧的时间，又占去剩余部分。算下来，在几十年的人生中，真正无忧无虑、悠然自得的时光，连片刻都不到。那么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

不过是为了美食华服，为了音乐美色罢了。但这些享受也不能长久满足，声色之娱也无法恒久保持。人们还要被刑罚奖赏所约束，被名誉法度所限制；惶惶不安地争夺虚名，谋划死后的荣耀；小心翼翼地迎合他人的眼光，计较自身言行的对错；白白浪费了当下的快乐，不能痛快地活过一时。这和戴着重重枷锁的囚犯有什么区别呢？

上古时代的人明白生命短暂，死亡必然；所以随心而动，不违背自然本性；当下的欢愉不会刻意舍弃，因此不会被虚名所诱惑。他们顺随本性生活，不抗拒万物自然的规律；死后的名声并不追求，所以也不会受到刑罚牵累。名誉的先后顺序...

杨朱（战国时期道家思想家）说：万物之间的差异在于活着时的状态，而相同之处在于都会死亡。活着时有贤明愚笨、高贵低贱的区别，这是差异；死后都会腐烂消亡，这是共同点。但无论是贤愚贵贱，还是腐烂消亡，都不是人自己能完全掌控的。

所以活着并非自己能决定如何活，死亡也不是自己能决定如何死；贤明不是刻意追求就能贤明，愚笨也不是故意装出来的，高贵与低贱同样如此。最终万物都是同样地生、同样地死，同样地贤愚、同样地贵贱。

活十年会死，活百年也会死。仁德的圣贤会死，凶恶的愚人也会死。活着时是尧舜那样的圣君，死后也不过是枯骨；活着时是桀纣那样的暴君，死后同样化作枯骨。既然都变成一样的腐骨，谁还能分辨出他们生前的差别呢？不如好好活在当下，何必忧虑死后的事？

杨朱又举例说：伯夷（商末隐士）并非没有欲望，只是过分追求清高，最终饿死在首阳山；展季（即柳下惠，以坐怀不乱著称）也不是没有情感，只因过度坚持贞洁，导致子孙稀少。过分追求清高贞洁反而害了自己。

他还对比原宪（孔子弟子，安贫乐道）在鲁国穷困潦倒，子贡（孔子弟子，善于经商）在卫国富甲一方。原宪的贫困损害生命，子贡的财富拖累身心。那么穷也不行，富也不行，该怎么办呢？杨朱认为关键在于享受生命、安适身心。真正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不会让自己困苦，善于保养身心的人不会为财富所累。

杨朱（战国时期思想家）说：

古话说：“活着时彼此怜惜，死后便彼此舍弃。”这句话说得很透彻。

活着时互相怜惜，不只是情感上的关怀，也包括实际帮扶：辛劳时能让人安逸，饥饿时能让人吃饱，寒冷时能让人暖和，困顿时能让人通达。

死后彼此舍弃，并不是不哀悼对方，而是不把珠玉含在死者口中，不给死者穿华美的锦衣，不摆设祭牲，也不陈列陪葬的明器（随葬器物）。

晏平仲（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婴）向管夷吾（即管仲，春秋时期齐国大夫）请教养生之道。管夷吾说：“让生命自然舒展就好，不要堵塞、压抑它。”

晏平仲问：“具体该怎么做？”

管夷吾说：“让耳朵尽情听它想听的，让眼睛尽情看它想看的，让鼻子尽情闻它想闻的，让嘴巴尽情说它想说的，让身体安适地休息，让心意自由地行动。

“耳朵想听的是音乐声，却不让它听，这叫堵塞听觉；眼睛想看的是美好的景色，却不让它看，这叫堵塞视力；鼻子想闻的是花椒、兰草的香气，却不让它闻，这叫堵塞嗅觉；嘴巴想说的是是非道理，却不让它说，这叫堵塞智慧。

“身体想要舒适、丰足，却不让它如愿，这叫压抑适意；心意想要自由舒展，却不让它行动，这叫压抑本性。

“所有这些压抑，都是使人受损受苦的根源。除去这些损害和压抑生命的根源……”

《列子》这段文字通过几个对话和事例，生动展现了道家对生死的超然态度。

管仲（管夷吾）和晏婴（晏平仲）讨论养生之道时提出：整天忙忙碌碌等死，活一天、一月、一年或十年，这都不是真正的养生；而过分执着于延长生命，活百年、千年、万年，同样不是养生真谛。这里体现了道家"顺应自然"的核心思想。

当管仲问及如何处理身后事时，晏婴的回答极其洒脱：人死后就由不得自己了，火化、水葬、土埋、曝尸、裹草席扔沟里，或者穿华服入石棺都可以，全看遭遇什么就接受什么。这种对身后事完全不在意的态度，展现了道家"齐生死"的哲学境界。

文中还提到郑国宰相子产治国很成功，但他的兄弟公孙朝和公孙穆却沉溺酒色。公孙朝家里堆满美酒，酒曲堆积如山，百步外就能闻到酒气。当他沉醉时，完全不顾世间安危、人情冷暖、家庭存亡、亲族关系等现实问题。这个事例与前面形成对比，暗示过分执着享乐与过分执着长生一样，都是违背自然之道的表现。

整体来看，这段文字通过不同人物的言行，生动诠释了道家"生死如一""顺应自然"的哲理，反对刻意追求长生，也反对放纵欲望，主张以超然态度对待生命过程。

即使刀兵水火交加在面前，他也浑然不觉。穆公的后宫有数十间相连的房屋，里面都挑选年轻貌美的少女住满。当他沉迷美色时，就避开亲友，断绝社交，整日躲在后宫，白天黑夜纵情声色，三个月才出来一次，还觉得不满足。

乡里若有容貌姣好的处女，他必定用钱财收买，派人说媒挑逗，不弄到手绝不罢休。子产（郑国执政大臣）日夜为此忧虑，悄悄拜访邓析（名家学派思想家）商议说："我听说修身才能齐家，齐家才能治国，这是从近到远的道理。我治国还算清明，可家里这两个弟弟却如此荒唐。难道道理反了吗？该用什么办法挽救他们？请您指教！"

邓析回答："我早就觉得奇怪，只是没敢先说。您何不趁他们清醒时劝导？用生命可贵来开导，用礼义尊贵来劝诱。"子产采纳建议，找机会对两个弟弟说："人比禽兽高贵在于有理智。理智所遵循的就是礼义。遵行礼义，名誉地位自然到来。如果放纵情欲，沉迷嗜好，性命就危险了。你们若听我的劝，早上悔改晚上就能得到官禄。"

朝穆却说："这些道理我早就知道，选择这样的生活也是考虑很久了。"（暗示他们明知故犯，不愿改变放纵的生活方式）

难道非要等到别人说了才明白这个道理吗？人的生命难得，死亡却随时可能降临。用这难得一遇的生命，去等待随时到来的死亡，还有什么值得挂念的呢？

有些人想用礼义道德来夸耀自己，压抑真实性情来博取名声，我觉得这样的人还不如死了算了。人生在世，就该尽情享受当下的欢乐，追求现世的快乐。只怕肚子太饱不能畅饮，体力不支不能纵情声色，哪有空去担心名声好坏、性命安危？

要是你用治理国家的才能来炫耀，想用花言巧语扰乱我的心智，用功名利禄取悦我，这不是很浅薄可怜吗？我要和你分道扬镳了。

那些善于处理外在事务的人，未必真能治理好外物，反而让自己身心俱疲；善于修养内心的人，外物未必会混乱，性情反而更加安逸。

你那种治理外在的方法，或许能在一国暂时实行，但不符合人心本性；而我修养内心的道术，可以推广到天下，连君臣等级都会消失。我本想用这个道理开导你，你反倒要用那套来教导我？

子产（郑国名相）听了茫然无话可说。后来他把这事告诉邓析（名家代表人物）。邓析说："你和得道真人相处却不自知，谁还说你是智者呢？郑国能治理好只是偶然，不是你的功劳啊。"

卫国有个叫端木叔的人，是子贡（孔子弟子）的后代。他靠着祖上积累的家产，坐拥万金家财。不过问世俗事务，随心所欲地生活。凡是百姓想做的事，他都尽情去体验。

人心想要玩乐的，没有不去做的，没有不尝试的。他建造高墙大院、亭台楼阁，布置花园池塘，享用美食华服，欣赏音乐歌舞，排场堪比齐国、楚国的君主。

对于内心真正喜好的事物，耳朵想听的，眼睛想看的，嘴巴想尝的，哪怕是偏远小国、并非中原出产的珍奇物品，也一定要弄到手，就像采摘自家园子里的东西一样容易。

外出游玩时，哪怕山高水险、路途遥远，也必定前往，就像普通人走几步路那样轻松。家中每天都有上百宾客往来，厨房的灶火从不熄灭，厅堂里歌舞声乐日夜不断。

除了自己享用之外，他先把财物分给宗族亲戚；分完宗族还有剩余的，就分给乡邻；乡邻分完还有余裕，就散给全国百姓。到了六十岁时，感到精力衰退，便抛下家业，将库藏珍宝、车马服饰、姬妾婢女全都散尽。一年之内散尽家财，丝毫不给子孙留遗产。

等到他生病时，家里连买药的钱都没有；去世时，连下葬的费用都拿不出。但全国受过他恩惠的人，纷纷凑钱安葬他，还把他当年散出去的财物都还给了他的子孙。

禽骨釐（战国时期学者）听说后评价说："端木叔是个疯子，辱没了祖先。"而段干木（战国时期贤士）却说："端木叔是个通达之人，德行超过了祖先。他的所作所为..."

这段对话记录了杨朱（战国时期道家思想家）与孟孙阳关于生命观的讨论。大意是说：

孟孙阳问杨朱："如果有人特别珍惜生命、爱护身体，想追求长生不死，能做到吗？"杨朱回答："从道理上讲，没有不死的可能。"孟孙阳又问："那追求长寿总可以吧？"杨朱说："也没有永远活着的道理。生命不会因为你的珍惜就延长，身体也不会因为你的爱护就永远健康。"

杨朱进一步解释：活得久又有什么意义呢？人的喜怒哀乐（五情），古今都一样；身体的安危感受，古今没区别；世间的苦乐滋味，古今相同；社会治乱变化，古今如出一辙。既然经历的都差不多，活一百年都嫌太长，何况更长的寿命只会带来更多痛苦？

孟孙阳反问："照这么说，早点死反而比长寿更好？那干脆去刀山火海寻死算了。"杨朱立即纠正："不是这个意思。既然活着，就顺其自然地活，满足该有的欲望，直到死亡来临；面对死亡时，也坦然接受，顺其自然地走向终结。既不刻意抗拒生命，也不刻意追求死亡，何必急着在生死之间做选择呢？"

最后提到两个历史人物的对比：伯成子高（古代隐士）连一根毫毛都不愿为外物牺牲，放弃王位隐居耕作；而大禹（治水圣人）却不顾个人安危，全身心投入治水导致身体伤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其实都体现了道家"顺应自然"的思想内核。

古代有人认为：哪怕损失自己一根毫毛，如果能使天下得利，他也不肯这样做；即使把天下都供奉给一个人，他也不肯接受。人人都不损害自己的一根毫毛，也都不去谋求让天下得利，那么天下自然就能安定了。

禽子问杨朱：“拔掉你身上一根毛，就能救济整个世间，你愿意做吗？”

杨朱回答：“世间本来就不是拔一根毛所能救济的。”

禽子又问：“假如拔一根毛确实能救济世间，你愿意做吗？”

杨朱没有回答。

禽子走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孟孙阳。孟孙阳说：“你不明白老师的心意，让我来解释。如果有人伤害你的肌肤，却能得到万金，你愿意吗？”

禽子说：“愿意。”

孟孙阳又问：“如果有人砍断你一节肢体，就能得到一个国家，你愿意吗？”

禽子沉默了一会儿。

孟孙阳说：“一根毛比肌肤细微，肌肤又比一节肢体细微，这道理很清楚。可是，一根毛积累起来才构成肌肤，肌肤积累起来才构成一节肢体。一根毛本来就是身体整体万分之一的组成部分，怎么能轻视它呢？”

禽子说：“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你。不过，用你的话去问老聃和关尹，他们会认为你说得对；用我的话去问大禹和墨翟，他们会认为我说得对。”

孟孙阳于是转过身，和门人谈起了别的事。

杨朱说：“天下的美名都归于舜、禹、周公、孔子，天下的恶名都归于桀、纣。然而，舜曾在河阳耕种……”

这段文字讲述了四位圣贤充满苦难的人生经历，揭示了名声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巨大反差。

舜年轻时在雷泽（古代湖泊名）耕作，生活极其艰苦，身体得不到休息，吃不到美味，父母不疼爱他，弟妹也不亲近。三十岁没告知父母就娶妻。后来接受尧的禅让时已经年老智衰。因为儿子商均不成器，最后禅位给大禹，在忧苦中死去。这是天意与人为共同造成的极端痛苦人生。

大禹的父亲鲧治水失败，被流放到羽山处死。大禹继承父业继续治水，一心扑在治理水土上，妻子生子都无暇照顾，经过家门也不进去。长期劳累导致身体半边瘫痪，手脚长满老茧。接受舜禅让后，仍然住简陋宫室，只注重礼仪服饰，最终在忧愁中去世。这是天意与人为共同造就的忧苦人生。

周武王去世后，年幼的成王继位，周公（姬旦）代掌朝政。这引起邵公不满，四方诸侯散布流言。周公在东都避居三年，期间不得不处死参与叛乱的兄长管叔，流放弟弟蔡叔，自己才勉强保全性命，最终在忧惧中去世。这是天意与人为共同导致的危惧人生。

孔子深谙帝王治国之道，周游列国应诸侯之聘，却在宋国遭遇砍树驱赶，在卫国被禁止停留，在商周故地穷困潦倒，在陈蔡之间被围困，在季氏那里受委屈，被阳虎羞辱，最终在惶急不安中去世。这是天命之人奔波劳碌的一生。

这四位圣人，活着时没有一天快乐，死后却流芳万世。名声这东西，本就不是从实际生活中获得的。即使被人称颂他们也不知道，即使受到褒奖他们也感受不到了。

（注：文中"戚戚然"形容忧愁痛苦的样子，"天人之穷毒/忧苦/危惧/遑遽"指天意与人为共同造成的极端困境）

这里讲的是夏桀和商纣这两个暴君的故事。他们虽然继承了世代积累的财富和权力，坐在君王的宝座上，才智足以压制群臣，威势足以震慑天下，却放纵自己的欲望，沉溺享乐直到死亡。夏桀随心所欲地追求感官享受，商纣则在豪华宫殿里通宵达旦地纵欲，完全不顾礼义道德。他们活着时享尽荣华富贵，死后却留下了残暴愚蠢的恶名。

但作者指出，名声好坏对死者来说已经毫无意义。就像木头土块一样，无论人们赞美还是诋毁，他们都不会知道了。四位圣贤（尧舜等）虽然获得美名，却一生劳苦；两个暴君虽然留下恶名，却享尽欢乐，但最终都难逃一死，结局其实没什么不同。

后面还讲了杨朱见梁王的故事。杨朱说自己治理天下易如反掌，梁王反问他连自己的妻妾和几亩菜园都管不好，凭什么说能治理天下？杨朱用牧羊作比喻：让一个小孩拿着鞭子赶一百只羊很容易，但让尧舜这样的圣人来赶一只羊反而困难。这是在说治理天下不在于事必躬亲，而在于掌握方法。

这段文字主要讲了两层意思：

第一层用生动的比喻说明志向远大者不会拘泥于琐事。就像能吞下船只的大鱼不会在小溪流里游动，高飞的鸿鹄不会停留在脏水池边，因为它们志在远方。黄钟大吕（古代最高雅的音乐）不能用来伴奏繁杂的舞蹈，因为它们的音律太庄重。想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会在小事上纠缠，要建立大功业的人不会计较小得失，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层是杨朱（战国时期道家思想家）的哲学观点。他说远古的历史已经湮灭难考，三皇五帝的事迹真假难辨，就连当代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只能了解极小部分。从伏羲时代到现在三十多万年，无论贤愚美丑、成败是非，最终都会随时间消逝，只是快慢不同而已。如果为了短暂的名声而折磨自己的身心，追求死后几百年的虚名，这些名声对枯骨有什么意义呢？这样活着还有什么乐趣？

杨朱进一步阐述：人类虽然具备天地之形（指人体结构与天地相应），拥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是生物中最有灵性的，但我们的身体其实很脆弱——指甲牙齿不够防卫，皮肤肌肉不够抵御，奔跑速度逃不过灾祸，没有羽毛抵御寒暑。所以人类生存必须依靠外物，要善用智慧而非依赖蛮力。

智慧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保全自我才是真正的珍贵；力量最可鄙的，是那些用来侵害外物的行为。人的身体并非真正属于自己，但既然活着，就不得不保全它；外物也不真正属于我们，但既然拥有了，也不能随意抛弃。身体是生命的根本，外物则是滋养生命的依托。

虽然要保全生命，但不能执着地占有这个身体；虽然不抛弃外物，但不能贪婪地占有它们。执着占有外物和身体，就是强行把天下人的身体和外物都据为己有。能做到不这样强占的，恐怕只有圣人了。把天下人的身体都视为公共的，把天下万物都看作共有的，这大概只有道德修养达到极致的人才能做到。这样的人就称为"至至者"（最高境界的得道者）。

杨朱（战国时期思想家）说过："世人之所以不得安宁，是因为四件事：一是追求长寿，二是追逐名声，三是贪图权位，四是聚敛财物。被这四件事束缚的人，就会害怕鬼神、畏惧他人、忌惮权势、恐惧刑罚，这种人叫做'遁民'（逃避现实的愚昧之人）。"

（真正的智者明白）生死都可以坦然面对，因为命运掌握在外在力量手中。不违逆命运，何必羡慕长寿？不炫耀尊贵，何必追求虚名？不贪慕权势，何必争夺地位？不迷恋财富，何必囤积货物？这样的人才是"顺民"（顺应天道的明白人）。当一个人达到天下无双的境界时，就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所以古语说得好：人若不成家不做官，情欲就会减半；人若不需要穿衣吃饭，君臣之间的等级制度自然就会消失。

周朝有句谚语说："种田的老汉坐着不动也能要了他的命。"说的是这样的道理：农民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吃惯了豆叶野菜，觉得这就是人间美味；身体粗壮结实，筋骨紧绷有力。可一旦让他躺在柔软的毛毯帐幕里，吃着精米肥肉和香橘，反而会心烦意乱，体内燥热生病。

要是让商朝、鲁国的国君去过农民的生活，同样撑不了多久就会疲惫不堪。所以乡下人觉得舒适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天下最好的享受也不过如此。

从前宋国有个农夫，常年穿着破麻衣勉强熬过寒冬。到了春天耕作时，他晒太阳取暖，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高楼暖房和狐裘貂皮。他兴冲冲地对妻子说："晒太阳这么暖和，别人都不知道。要是把这个法子献给国君，肯定能得到重赏。"村里的富户听说后告诉他："从前有人觉得野豆、麻杆、水芹和浮萍特别好吃，向乡绅推荐。乡绅尝了之后，嘴里发麻，肚子绞痛，大家都嘲笑他，那人羞愧难当。你现在这样，跟他是一类人啊。"

杨朱（战国时期思想家）评论说："宽敞的房屋、华美的衣服、美味的食物、漂亮的女子。有了这四样，还需要追求别的吗？如果有了这些还不知足，那就是贪得无厌的本性。这种贪得无厌的本性，就像蛀虫一样危害着人的阴阳平衡。"

[补充说明：这段通过对比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说明人的习惯和满足感都是相对的。农民觉得晒太阳是享受，国君却受不了田间劳作；反过来，农民突然过奢侈生活反而会生病。杨朱借此批判贪得无厌的人性，认为基本的物质满足后就不该过分追求外物。]

《列子》这段文字讲的是关于名声与实质的辩证关系。过度追求虚名反而会带来危害：追求名声到极端程度会危及自身生命，标榜仁义却可能伤害生灵。在上位者并非因为忠诚才获得安定，但"忠"的名声反而因此消失；行善举并非为了标榜仁义，但"义"的名声反而断绝。真正的理想状态是君臣都安泰，万物与自我都受益，这才是上古圣人的处世之道。

鬻子（周代贤人）说过："舍弃虚名的人才能无忧无虑。"老子也指出："名声只是实质的附属品。"但世人却总是汲汲营营地追逐名声。名声真的可以完全舍弃吗？名声真的只能当附属品吗？现实中，有名望就受人尊崇，无名声就遭人轻贱；尊崇带来安逸享乐，轻贱导致忧愁痛苦。

忧愁痛苦是违背本性的，安逸享乐才是顺应天性的。这些都与实际生活息息相关。既然如此，名声怎能完全舍弃？名声怎能只当附属？关键在于不要为了固守虚名而拖累实际生活。如果死守名声而损害实质，恐怕连危亡都无暇挽救，又岂止是在安逸享乐与忧愁痛苦之间徘徊那么简单？